朱由檢為何要如此不遺餘力地支持一個遠在萬裡之外的查理一世？甚至不惜以真金白銀，去澆灌一片與他看似毫無瓜葛的土地上的戰火？
答案絕非出於國際主義精神，亦非對斯圖亞特王朝的偏愛。
其最深沉、最冷酷，也最無奈的核心目的，隻有一個：竭儘全力，延後乃至扼殺那場將首先在英國爆發的工業革命。
至少，絕不能讓它成為這場生產力巨變的唯一贏家，獨占未來數百年的氣運。
這聽來似乎是在逆天而行，阻礙人類文明的進程。
但坐在紫禁城的禦座上，朱由檢所思考的，從來不是抽象的人類福祉，而是他腳下這片實實在在的土地，以及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億萬大明子民。
因為大明，或者說大明的筋骨與魂魄，還沒有準備好。
在原本的曆史軌跡中，當西方的鐵甲艦裹挾著工業革命的偉力叩開國門時，一個古老的文明將經曆何等慘烈與屈辱的百年沉淪。
那不僅僅是軍事的失敗，更是整個經濟體係、社會結構乃至文化自信的全麵崩塌。
朱由檢不是神，也並非全知全能的科學家。
他隻是一個被命運拋到這個位置的普通人，一個見識過未來洪流方向的凡人。
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既無能力，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將大明這個古老的農耕文明整體拖入工業時代。
為何？
明明他已不遺餘力，引進了無數西洋技術、典籍乃至工匠，為何依舊步履維艱？
答案在於，他要對抗的，是一整套曆經千年鍛造，已深入帝國血脈骨髓的文明慣性。
這個以精耕細作、宗法倫理和科舉取士為核心構建的超穩定結構，其運作邏輯與工業文明所需的體係截然不同，甚至在某些層麵格格不入。
如何能在短短十幾年內，讓它準備好去擁抱一個需要標準化、精確化、規模化以及顛覆性創新的時代？
宋應星、方以智、王徵、孫元化……他們無疑是大明這個時代所能孕育出的最頂尖的頭腦，是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
然而，我們必須殘酷地承認一個事實：他們的成就，更多是集前代之大成，或在既有框架內的卓越應用與改進。
他們可曾創造出如“萬有引力”、“微積分”這般從零到一、開宗立派的全新概念體係？他們是否完成過如“蒸汽機”那般，從無到有、純粹基於原理的原始發明？
答案令人歎息。
若非朱由檢憑借超越時代的視野，不惜重金從歐陸“買”來知識，大明至今或許仍不知“大氣壓強”為何物，不知“真空”意味著什麼。
然而，這些被“投喂”的知識，如同石子投入深潭，激起漣漪，卻遠未能掀翻那口禁錮民族思維的千年巨缸。
宋應星等人無疑是天才，他們能極快地消化這些新知，並造出諸如水泵、精密器械等利國利民的實物。
但悲劇在於，他們大多止步於“應用”與“驗證”的層麵。他們看到了現象，製造了器物，卻未能從中抽象出普世的物理定律，未能構建起係統的科學理論，更未能由此生發出一種全新的、以數學和實驗為基石的認識世界的方法。
他們用舊時代的思維，駕馭著來自未來的知識碎片。
知其然，卻未必深究其所以然；精於技，卻未能開創其道。
這便是文明轉型最艱難的坎：技術的引進可以強製，器物可以仿造，但支撐這一切的科學思想、哲學基礎與社會結構的革命，卻需要一場從靈魂深處開始的、緩慢而痛苦的蛻變。
朱由檢立於乾清宮的巨大的寰宇圖前，目光死死鎖住那片懸於海外的英倫三島。
殿內的燭火，將他的影子拉得忽長忽短，一如他內心光明與陰暗的搏鬥。
一個冷酷的、不容置疑的結論，在他心中轟然落定：
他必須成為那個扼住時代咽喉的“罪人”。
他看得無比清晰，那條通往工業革命、通往西方主宰未來數百年的道路，其起點，正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宮裡，那幫與國王抗爭的“逆臣”和下議院裡喧囂的“民主”呼聲。
是那種權力分散、產權受保、資本敢於冒險的社會結構，才為技術的狂飆突進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他不能允許。絕不能。
“既然如此……那便由朕，來阻止這場洪流。”
一股混合著絕望與決絕的狠厲，在他眼中凝聚。
即便代價是延緩整個人類文明的進程，他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