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由檢於暖閣中獨自咀嚼著“千古罪人”的苦澀時，遠在倫敦白廳宮的查理一世，卻將這位東方皇帝視作了上帝派來拯救他的天使與恩人，其感激之情幾乎滿溢。
朱由檢不僅派來了威廉·柯林斯與那支如定海神針般、完全聽命於他的精銳之師，更有一份足以讓他從絕望中喘息的厚禮——大明帝國將出手，為他一次性還清那筆壓得他幾乎窒息的、高達九十萬英鎊的巨額戰爭貸款！
當然，這九十萬並非慷慨的贈與，大明還沒富裕到那個地步。但它給出的條件，優厚得讓查理一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筆巨款將以無息貸款的形式，由大明先行墊付，而後由英國王室在五十年內分期償還，並且，前三十年為純免還的寬限期，從第三十一個年頭才開始支付第一筆款項。
當威廉·柯林斯帶著這份協議，向查理一世傳達朱由檢的原話時，這位英國國王的內心受到了何等的震撼與撫慰。
“陛下，”威廉微微躬身，“大明皇帝特地囑咐，請您千萬莫要將此事放在心上。此番舉動，不過是大明對昔日曾慷慨給予大明諸多便利的一份微末回禮。如今，隻是將這份舊日的情誼與禮物，略作奉還而已。”
這話語，如同最高明的外交藝術，將一場赤裸裸的、足以掌控一國命脈的金元政治，包裝成了溫情的、基於古老友誼的互相饋贈。
借錢給你，替你解了燃眉之急，還給了你一個幾乎無法拒絕的、長達半世紀的還款計劃，最後，還給了你一個天大的麵子——仿佛接受這份幫助，是在成全大明皇帝“知恩圖報”的美德。
查理一世還能說什麼呢？
在絕對的“恩惠”與恰到好處的“體麵”麵前，他隻能滿懷感激地、甚至是帶著一絲羞愧地，收下這份沉重的“禮物”，並將朱由檢的畫像與上帝並列，置於他心中最崇高的位置。
朱由檢替國王結清債務的舉動，如同一劑強心針，注入了查理一世疲憊的軀體。然而，這劑良藥在威斯敏斯特宮這座政治染缸裡，卻引發了截然不同的化學反應。
當查理一世攜著威廉·柯林斯，意氣風發地踏入下議院，以前所未有的底氣宣布“困擾王國的巨額債務，已得友邦慷慨援手，即將清償”時，他預期的歡呼與感恩並未出現。
回應他的，是一片死寂的沉默。
這沉默並非震驚，而是一種帶著戒備與算計的、令人窒息的凝滯。議員們麵麵相覷，眼神交錯間傳遞著不安與疑慮。他們賴以鉗製王權最有效的武器——財政枷鎖——竟被來自東方的力量輕易熔斷。
很快，這片沉默被一種刻意營造的喧囂所取代。
“陛下！”
一位議員猛地起身，仿佛沒聽見債務解決方案，轉而慷慨陳詞，“我們此刻更應關注的，是英格蘭靈魂的純潔！是國教會的地位正遭受何等隱秘的侵蝕！”
“說得對！”
另一位立刻接口，將話題引向更虛渺的領域，“真正的危機在於根基！在於我們古老的憲政傳統與自由，正麵臨前所未有的考驗。我們必須深入探討，何為真正的民主精神……”
霎時間，議會大廳變成了哲學講堂與神學辯論場。
他們巧妙地避開了“債務已清”這個讓國王占據絕對優勢的現實議題，轉而用“民主”、“宗教”、“自由”這些宏大而空泛的概念，織成一張厚厚的迷霧，試圖掩蓋他們權力根基被動搖的恐慌。
威廉冷眼旁觀著這場政治表演，嘴角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譏誚。
他低聲對身旁的國王說道：“陛下，您看到了嗎？對於溺水之人，您拋去的救生繩索，在他們眼中，有時比滔天巨浪更令人恐懼。因為他們害怕的從來不是溺水，而是被拉上一條無法掌控的船。”
對於跟隨威廉遠渡重洋來到英倫的那五千名老兵而言，什麼天主教、路德宗、加爾文宗，乃至英國國教……這些讓歐羅巴人刀兵相見、血流成河的教派名目，不過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聒噪的異域名詞。
他們完全聽不懂，也根本沒興趣去弄懂。
在他們的認知裡，世界本該是大明那樣的。
你可以拜你的佛，追求涅盤寂靜；
他可以敬他的三清，尋道法自然；
哪怕你去信那些赤腳披發的夷神，隻要安分守己，官府也懶得管你。
當然了，前提是彆信過了頭，去信什麼鼓動信徒“無生老母，真空家鄉”、聚眾抗糧造反的邪教——那可是要掉腦袋的，朝廷剿滅起來絕不會手軟。
這種深入骨髓的宗教實用主義與政治優先的觀念，讓他們看著英國人為一個教堂裡該不該放雕像、聖餐代表什麼意義而打得頭破血流時，眼神裡充滿了難以理解的困惑，甚至是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
比如，下麵這幾個場景。
“迷途的羔羊，皈依唯一的、神聖的、大公的教會吧！這是基督在世間建立的堡壘，唯有通過她，上帝才能引領你的靈魂前往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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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會兒。為啥就你家這‘教會’能帶路？天堂是你家開的鋪子，隻認你家開的路引？俺們那兒，和尚廟、道士觀，條條大路通羅馬……呃，是通地府，各走各的，也沒見誰把門給堵死了啊。”
“..................”
“朋友，你需明白，人無法通過善行換取救贖。你的善舉在上帝眼中如同汙穢的衣服。唯有憑借純粹的信仰，才能被稱為義人，蒙神恩典。”
“啊？照你這麼說，我戰場上幫弟兄擋刀，平日裡孝敬爹娘，這些好事都白乾了？一點用沒有？那……那天老爺……不，你們這上帝，是咋評判好賴的？就看誰嘴上喊得響？這不公道吧？”
“…………”
“不要徒勞地試圖用行為取悅神！得救與否，全然是上帝在創世之前就已預定的。祂已揀選了祂的選民，而非出於我們任何的行為，包括你那‘不刻意’的善行。”
“啥？早就定好了？那我們還在這兒忙活個啥？吃飯睡覺不就行了？你說善行不能刻意，那咋才算不刻意？我順手救個孩子，還得先忘了自己是好心才行？你們這規矩……比操典還繞，忒累得慌！”
“…………”
以上所有對話均發生在倫敦街頭，由倫敦居民和大明官兵完成。
這種源自不同文明底層的思維鴻溝，使得任何試圖進行的傳教，都變成了雞同鴨講的喜劇。
大明士兵們並非反對，他們是根本無法理解，這些歐羅巴人為何要為這些“虛頭巴腦”、無法驗證且不產生實際效益的問題，爭得頭破血流。
而這，便是最真切的文化衝突。
麵對大明士兵那套基於世俗生活邏輯的詰問，天主教神父選擇了沉默。
在英國，他們本就是被壓製、被懷疑的一方，任何激烈的辯駁都可能招致更嚴厲的迫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新教的牧師們也大多保持了克製。
他們的信條核心是“因信稱義”，信仰是個人與上帝之間的事，重在內心的皈依而非外部的強求。
既然這些東方人冥頑不靈，那便不是上帝預定的選民，無需強拉。
但問題，恰恰出在了清教徒那裡。這些信奉加爾文宗最嚴格教義的清教徒，與前述兩者截然不同。他們不僅是信仰的踐行者，更是自以為的“上帝之國”在人間的建造者與監督者。
他們的信仰，要求他們必須按照嚴苛的教義來改造整個社會，清除一切“不潔”與“異端”。
“等等，俺還沒明白！”
就在那清教徒陰沉著臉準備轉身離開時，一個嗓門洪亮的大明老兵不依不饒地追上前一步，臉上寫滿了較真兒的困惑。他身邊的幾個同伴也圍攏過來，顯然，這幫“丘八”和這群神情冷峻的清教徒杠上了。
那老兵雙手一攤，用帶著濃重口音的官話，對著通譯大聲問道，目光卻直直釘在清教徒臉上：
“你剛才叭叭說了半天，說你們是啥……上帝在人間的建造者？監督者？俺就想不明白了——”
他猛地提高嗓門，拋出了那個在清教徒聽來大逆不道、卻再樸實不過的問題：“憑啥啊？誰定的規矩？你讓上帝出來，當麵跟俺們說明白嘍！他老人家要是不出來說道說道，俺咋知道你不是扯虎皮當大旗呢？”
“轟——”的一聲，周圍的其他士兵們爆發出一陣哄笑，紛紛附和：
“就是！空口無憑嘛！”
“對嘛！讓上帝出來畫個押，俺們就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