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0日，下午燕京功德林。秋日的陽光透過功德林院子裡的老槐樹，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下午三點，幾輛吉普車駛入功德林大門，沒有鳴笛，安靜得反常。
劉廣誌所長早就接到通知，穿戴整齊在院子裡等候。車停穩後，第一輛車上下來幾個人，中間那位身材高大，穿著洗得發白的灰布中山裝，頭發向後梳著，手裡夾著一支煙。
正是先生。
劉廣誌快步上前：“首長，您來了。”
先生點點頭，環視院子：“這裡關了多少人？”
“兩百三十七人，主要是原國民黨軍級以上將領。”
“條件怎麼樣？”
“按您和中間的指示，夥食按師級標準，每天有學習時間，可以讀書看報。重病號有醫生定期檢查。”
先生吸了口煙：“帶我去看看小表弟。”
劉廣誌一愣：“小表弟……他情緒不太好，上個月還鬨絕食。”
“我知道。”先生把煙蒂扔在地上，用布鞋碾滅，“他是我表弟，我去看看。”
小表弟正在菜地澆水，看見先生，動作停了一下，然後繼續澆水，仿佛沒看見。
先生笑了笑，走過去：“表弟，還在生氣呢？”
小表弟是先生的表弟，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孫，黃埔四期畢業，曾是共和黨員，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脫黨加入國民黨，官至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淮海戰役中被俘。
“不敢。”小表弟頭也不抬，“現在是階下囚，哪敢生先生的氣。”
先生蹲下來，也不嫌地上臟：“咱們表兄弟，幾十年沒見了。上次見麵還是……1927年？在江城？”
小表弟終於抬起頭，看著先生：“1927年8月，你要去三湘組織秋收起義，我去南昌參加起義。你勸我跟你走，我沒聽。”
“是啊，”先生點頭，“你要是當時跟我走，現在可能是開國將軍了。”
“那不一定。”小表弟冷笑，“跟你走的人，後來死了多少？瞿秋百、方誌民、劉誌單……還有我親哥哥文賓，死在長征路上。我要是在赤軍裡，可能早就死了。”
這話說得尖銳。旁邊的劉廣誌臉色一變，想上前製止，先生抬手攔住。
“戰爭總要死人。”先生平靜地說，“國民黨那邊死得少嗎？抗戰死了多少將軍？內戰又死了多少？你算過嗎？”
小表弟語塞。
“我不是來跟你爭論誰對誰錯的。”先生站起來，“我就是來看看你。聽說你在功德林表現不錯，愛讀書，愛學習。這很好。”
“學習有什麼用？學了也是戰犯。”
“戰犯是暫時的。”先生說，“華夏需要各方麵人才。你懂軍事，懂政治，還懂點外交——聽說你在軍統時跟美國人打過交道。這些將來都有用。”
小表弟盯著先生，眼神複雜。他知道這個表哥的能耐，也知道共和用人的氣度。傅作一、程倩、陳明人……這些起義將領都得到了重用。可他不一樣，他是被俘的，而且曾經是共和黨員後來脫黨，這在共和看來是“叛徒”。
“先生，”小表弟終於開口，語氣緩和了些，“我隻有一個請求：如果我出不去，讓我死得體麵點。不要公審，不要遊街。”
先生笑了：“你想多了。華夏不搞那一套。好好改造，將來會有出路。我先生說話算話。”
他拍了拍小表弟的肩，轉身離開。走了幾步，又回頭：“對了，你母親還在三湘老家，身體還好。我已經讓人照顧了。”
小表弟身體一震，眼眶突然紅了。他低下頭，繼續澆水，但手在微微顫抖。
先生走向東院，李宇軒的房間。
房門開著，李宇軒正在看書，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見先生，他愣了一下，然後緩緩站起身。
“人明。”
“老師。”先生站在門口，微微躬身——這是學生對老師的禮節。
李宇軒做了個請的手勢：“進來坐。”
先生走進房間，打量了一下：書桌、書架、床、洗臉架，簡單但整潔。書桌上攤著幾本書，他瞥了一眼——《孫子兵法》《戰爭論》《共和宣言》，還有一本英文版的《大地》。
“老師還在用功。”先生在椅子上坐下。
“閒著也是閒著。”李宇軒給他倒茶，“你怎麼來了？日理萬機的。”
“再忙也得來看老師。”先生接過茶杯，“當年在星城第一師範，您給我們講世界軍事史，一講就是一下午。那些課，我至今記得。”
李宇軒笑了笑：“那時你總是坐在第一排，問題最多。”
“是啊，”先生回憶道，“我問您：為什麼華夏老是挨打？您說：因為落後，因為分裂，因為沒有現代化的軍隊。我說：光是軍隊現代化夠嗎？您說：不夠，還要政治清明，經濟發達，人民團結。我說：那得革命。您說：革命會流血。我說：不革命流更多血。”
兩人都笑了。那是1914年的對話，35年過去了。
“您當年覺得我太激進。”先生說。
“是有點。”李宇軒點頭，“但後來我想通了，華夏那樣子，不激進改不了。隻是沒想到，最終走通這條路的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