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三的京城飄起細雪，林雨瀟踩著積雪回到家時，鼻尖還沾著寒氣。
廚房裡傳來母親切菜的脆響，姐姐書昀正抱著剛出鍋的糖瓜往盤子裡擺，氤氳的熱氣模糊了窗欞上的冰花，這是他插隊七年來最安穩的一個年。
可當書房裡父親林清庭歎著氣說出“老家親戚又來要救濟糧”時，滿室暖意瞬間被一種沉重的無力感驅散。
“冀中平原的麥子畝產才兩百來斤，東北黑土地也填不飽肚子，這農業再不變，真要誤了國本。”
林清庭摩挲著老花鏡的鏡腿，聲音裡藏著積年的焦慮。
林雨瀟沒接話，插隊時那些啃著窩頭算工分的日子突然湧進腦海——隊長敲著鐘喊出工，社員們揣著空肚子在地裡磨洋工；
自家種的白菜吃不完爛在窖裡，卻不敢拿到集市換錢；
後山的酸棗樹結得壓彎枝，沒人敢組織采摘晾曬，怕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
那天夜裡，他在台燈下鋪開稿紙，筆尖懸了許久才落下，第一行字便寫得力透紙背：“當前農村之弊，根在生產關係桎梏生產力，表在政策僵化、管理失當。”
接下來的三天，林雨瀟幾乎沒踏出書房。書桌上堆著厚厚的草稿紙，上麵記滿了從陝北插隊村到東北姐姐插隊點的實際情況：
陝北黃土坡上，生產隊種著不適合的玉米，畝產不足百斤，卻不能改種耐旱的糜子；
東北三江平原，大片林地閒置，社員想養幾頭豬都要申請，超過兩頭就算“資本主義尾巴”。
他想起自己臨時管理生產隊時的嘗試——按收割量記工分，結果當年麥子收割效率提高三成，可這法子剛試了半個月就被公社叫停，說他搞“修正主義分化”。
“姐，你們那兒社員出工是不是也愛躲懶？”
飯桌上，林雨瀟追問書昀。書昀放下筷子，掰著手指算：“可不是嘛，冬天刨凍土修水渠，去早去晚都記十分工，誰肯賣力？去年隊裡種的西紅柿，熟了沒人摘，爛了一地，隊長急得跳腳也沒用。”
這些細節被他一一補進方案，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像在解剖一個積重難返的病灶。
初五那天清晨，林雨瀟把厚厚一疊稿紙遞到林清庭麵前。
晨光透過窗，照在“農村改革初步方案及調查提綱”的標題上。
林清庭戴上老花鏡，越看眉頭皺得越緊，手指劃過“生產關係限製生產力”那行字時，指節都泛了白。方案裡將農村弊病歸納為四條，條條都戳在要害上：
其一，乾部體係錯位，治理方向偏離。各級革委會以階級鬥爭為首要任務，選拔乾部重“政治表現”輕“經濟能力”，冀中某縣公社書記上任三年，沒下過一次地，卻能背誦整部“農業學大寨”文件。
主管農業的機關充斥著“外行領導內行”，麵對農民的溫飽訴求，隻會用“割資本主義尾巴”來回應。
其二，經營模式單一，資源嚴重浪費。“以糧為綱”的政策捆住了農民手腳，陝北宜林山地硬種糧食，東北濕地被迫開荒，因地製宜成了空話。
更甚者，個人農產品嚴禁流通，華北農村的蘋果爛在枝頭，華南的蔬菜腐在田埂，而城市居民卻要憑票搶購；
山林、池塘等資源長期閒置，社員養家禽限數量、養大牲畜要審批，民間生產力被死死壓製。
其三，分配製度僵化，生產積極性低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下，評工記分成了形式主義，大寨式“大概工”盛行，乾多乾少一個樣，乾好乾壞沒區彆。
十年陝北插隊村畝產隻增了十斤，而社員人均年收入不足五十元，不少農戶靠貸款買種子、靠救濟過冬天，農村勞動生產率二十年幾乎零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