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劉恒即位，承呂氏亂政之餘波，以仁孝寬厚、清靜無為定鼎朝堂，開啟“文景之治”之序幕。其施政核心，尊奉黃老之學，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之策。一時間，天下疲敝得以舒緩，倉廩漸實，百姓樂業，漢室氣運所化之赤龍，褪去暴烈殺伐之氣，轉而顯化溫潤仁德、厚重載物之象，與文帝周身那源自紫微帝星的守成安民之光交相輝映，穩固成長。然，思想之域從未真正平靜。黃老之學雖居廟堂之高，然儒家、法家等諸子遺脈，於江湖之遠、朝堂角落悄然滋長，暗流湧動，等待著噴薄而出的時機。
未央宮，宣室殿。
文帝常與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後再度起用）、禦史大夫張蒼等重臣議政。其所問多關乎民生疾苦、刑獄寬簡、邊患安撫。
“朕聞《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今歲田租減半，徭役三日一更，刑獄務求寬簡，與匈奴複通和親。眾卿以為如何？”文帝聲音溫和，卻自帶一股令人信服的仁德之力。
陳平躬身：“陛下聖明。黃老之術，合於當下民力疲敝之實。輕徭薄賦，使民得蓄力於田畝，數年後，國庫自然充盈，此乃‘無為而無不為’也。”
張蒼精通律曆算學，補充道：“然‘無為’非‘不為’。律法需明，賞罰需信，度量需一，此乃法度之‘有為’，為‘無為’之基石也。”其周身法家秩序之氣與道家自然之意巧妙融合，體現出文景時期思想雜用的特點。
周勃則更關注實務：“陛下，與匈奴和親，乃緩兵之計。然邊塞不可不防，細柳、霸上等軍，需常備不懈，以武備保‘無為’。”
文帝皆從善如流。
此政令推行，天下確得實惠。
文帝自身儉樸，常衣弋綈，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仁德，天示祥瑞，竟有玉杯刻“人主延壽”獻於宮中。文帝亦不以為喜，反下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又獲嘉瑞，是羞朕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天庭，淩霄寶殿。
昊天上帝觀照下界，頷首道：“劉恒以仁德守成，合於天道休養生息之律。漢室氣運得此滋養，根基漸厚。然，物極必反，柔不可久。北患未除，諸侯坐大，其子繼位，當需剛柔並濟之勢。著巡天司，記錄其仁政功德，然亦需監控其隱憂。”
“臣遵旨。”仙官記錄：文帝施仁政，天道降下絲絲祥和功德之氣，融入漢室國運，然北方匈奴煞氣與關東諸侯王隱隱自立的桀驁之氣，仍如暗瘡，伏於國運光鮮表皮之下。
幽冥地府，功過司。
因文帝廢除肉刑緹縈救父，文帝廢肉刑），改以笞刑、勞役，枉死城中因酷刑而死的冤魂數量大減，怨氣稍平。
“漢帝劉恒，推行仁政，輕刑薄賦，活人無數，積有陰德。待其壽儘，可引入善道，轉生福地。”判官批注。
平心娘娘漠然視之：“然其‘無為’，亦縱容諸侯驕奢，埋下禍根。功過相抵，依律即可。”
西方極樂世界。
準提道人曰：“世間有仁君，乃眾生之福。然‘無為’之治，近乎‘空寂’，正可為我佛‘寂滅’之理預鋪道路。可令行者，於民間多宣揚‘慈悲’、‘忍辱’之說，潛移默化。”
佛光微動，悄然灑向中原。
然，絕對的“無為”並不可得。文帝雖仁，亦需麵對現實挑戰。
北方，匈奴老上單於繼位，屢背和約，寇邊不止。
文帝憂之，遣使責問，亦加強邊備。時有名士賈誼，年少英才，上書《治安策》，痛陳時弊：“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論核心，在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削弱諸侯王權，鞏固中央集權；更主張積極對抗匈奴，“施五餌三表以係單於”。
賈誼之才，驚采絕豔，其神魂之中，竟有文曲星君格外濃鬱的垂青之光，思維敏銳，詞鋒犀利，充滿儒家積極入世、革除弊政的昂揚之氣。然其主張，與當時主流的黃老無為思想格格不入。
文帝雖欣賞賈誼之才，召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然終因周勃、灌嬰等老臣斥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未能儘用其策，外放為長沙王太傅。賈誼鬱鬱不得誌，於湘水之畔，作《吊屈原賦》，抒其懷才不遇之悲，後憂憤早卒。其魂歸地府，文曲星輝黯淡，判官歎其才高壽夭，準其轉生文翰興盛之家，再續才思。
賈誼之遭遇，標誌著在黃老思想占據絕對主導的朝堂之上，儒家積極進取的治國理念首次嘗試登台便遭遇挫敗。然其思想種子，已悄然播下。
文帝後期及景帝即位初期，另一大隱患爆發——諸侯王坐大問題。
劉邦所封同姓諸侯王，經數十年休養，勢力膨脹，尾大不掉。尤以吳王劉濞劉邦侄，掌東南富庶之地，即山鑄錢，煮海為鹽）、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等最為驕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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