禦史大夫晁錯，習法家刑名之學，性格峭直刻深，得景帝信任，號為“智囊”。其目睹諸侯僭越，深以為憂，上《削藩策》，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晁錯神魂之中，法家銳利之氣與幽冥地府一絲審判道韻相結合，使其行事果決，不畏權貴。景帝從其言，開始削奪楚、趙等國封地。
此舉頓時引爆矛盾！吳王劉濞聯合楚、趙、濟南、淄川、膠西、膠東等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史稱“吳楚七國之亂”！
叛軍聲勢浩大，號稱五十萬，直指長安！朝野震動，景帝驚恐，誤信袁盎之言，企圖舍車保帥，誅殺晁錯以平息叛亂。然晁錯已死，叛軍不退，景帝方知七國實欲奪位，乃決心平叛。
太尉周亞夫周勃之子）臨危受命，率軍出征。亞夫深得兵家之要，堅壁清野，避敵鋒芒，斷其糧道，待其自潰，後一舉擊破叛軍。三月而平亂，七王皆死，諸侯王勢力遭到沉重打擊。
景帝趁機收回諸侯王治民權及大部分封地，推行“推恩令”之前身，進一步削弱諸侯。中央集權大為加強。
此平亂過程，雖兵戈再起，然天庭視之為人道內部秩序整合之必然陣痛，未予乾預。周亞夫用兵如神，其兵家戰魂之氣凜冽純正，得天庭鬥部星力隱隱加持。晁錯雖冤死，然其削藩之策，符合鞏固中央集權、強化法度的天道趨勢，故其魂入地府，功過相抵後，判其轉生法吏之家。
經此一亂，純任“黃老無為”的弊端顯露無疑。朝廷意識到，對內的諸侯割據、對外的匈奴威脅，絕非單靠“無為”可以化解，必須輔以更積極、更有為的手段。法家“強化中央集權”的思想與兵家“重視武備”的理念，重要性再次凸顯。
與此同時，儒家並未沉寂。
河間獻王劉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於封國內大肆搜集先秦古籍，“得書多，與漢朝等”，尤重儒家經典。許多在秦火中幸存、由儒生口耳相傳或藏於壁中的《詩》、《書》、《禮》、《易》等得以重新整理麵世。
魯地大儒申公、轅固生，燕地韓嬰，皆廣收門徒，傳授經學。雖未直接參政，然其影響力在士林與宗室中逐漸擴大。儒家“尊王攘夷”、“大一統”、“禮樂教化”的思想，與中央集權的需求隱隱相合。
而道家黃老之學，亦在演變。
景帝母竇太後，極好黃老之言，命景帝及諸竇子弟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然其所謂“黃老”，已漸趨保守僵化，成為維護既得利益、反對變革的工具。其對儒家等學派，持排斥態度。史載轅固生因貶低《老子》為“家人言”，觸怒竇太後，竟被命入獸圈刺野豬，險遭不測。
故文景之治後期，朝堂思想呈現複雜格局：
1.官方主導：黃老無為思想，然內部漸分化為“積極順應文帝初期）”與“保守僵化竇太後）”。
2.暗流湧動：
儒家：通過民間講學、典籍整理，積蓄力量，其“大一統”、“禮治”思想暗合中央集權需求。
法家：通過晁錯等人實踐，彰顯其“強化君權、削藩弱枝”的現實效用。
兵家：通過平叛禦侮，證明其不可或缺。
天庭觀此格局，亦有所動。
“黃老獨尊之勢將衰，百家複蘇之機已顯。儒家之氣運，似有勃發之兆，然其能否契合新帝之心，猶未可知。”太白金星奏曰。
昊天上帝淡然道：“靜觀其變。人道思潮，亦如潮汐，漲落有時。下一帝星，似有雄才大略、更張改製之誌。屆時，方是百家真正爭鳴於廟堂之刻。”
幽冥地府，功過司記錄：文景之治，民生得以休養，大量生靈免於饑饉戰亂，總體功德大於業力。然諸侯之亂、邊患之擾，亦產生殺孽與怨氣。
西方極樂世界，則繼續默默傳播其教義，於亂世中收獲信眾。
文景之治，以黃老思想撫平創傷，積累國力，為大漢王朝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然其後期，各種社會矛盾與思想分歧也已積累至臨界點。一個需要更強有力指導思想、更具開拓精神的時代，呼喚著一位能夠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北擊匈奴、開拓疆土的雄主降臨。
未央宮深處，那溫潤的赤龍之氣，已開始悄然醞釀一絲淩厲與擴張的鋒芒。洪荒人道的又一場巨變，即將在一位年輕帝王的雄心壯誌中，拉開帷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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