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五年（1926年）七月，北伐軍打過了長沙。
消息傳到襄陽時，王家正在給澤全過十歲生日。澤全的身子骨一直沒完全養好，但總算能下地走動了。秀英蒸了一鍋雜麵饃饃，煮了幾個雞蛋，算是簡單慶祝。
“聽說北伐軍是孫先生留下的隊伍，”世連在飯桌上說，“要打倒軍閥，統一中國。”
“又是打仗。”王文修歎氣，“打來打去，死的都是老百姓。”
“這回不一樣。”世連聲音裡帶著點希望，“北伐軍有紀律，不擾民，還給老百姓發糧食。”
“能發多久？”世貴說，“發完糧食，還不是要征糧要餉？天下烏鴉一般黑。”
澤喜埋頭吃飯，沒說話。他今年十歲了，已經跟著伯爺砌了四年牆。手上有了薄繭，眼裡有了沉穩。外頭打仗不打仗，他不關心。他隻關心明天有沒有活，有沒有飯吃。
可這平靜，很快就被打破了。
八月，北伐軍打到湖北了。
先是武昌被圍，打了四十天。襄陽城裡人心惶惶，有錢人家開始往鄉下跑。店子上也緊張起來，九隊張家把值錢東西埋了，十隊肖家把年輕姑娘送去了外縣親戚家。
八隊那些窮苦人家，反倒不太慌——反正窮，打不打仗，日子都難。
王家做了最壞的打算。伯爺帶著澤喜在後院挖了個大地窖，能藏糧，能藏人。把值錢東西——那把祖傳瓦刀，地契，攢下的幾十塊大洋，用油布包了，埋在地窖最深處。
“澤喜，”伯爺一邊挖土一邊說，“萬一……萬一我沒了，你記住，手藝不能丟。王家不能斷。”
“伯爺，彆說這話。”澤喜說。
“得說。”伯爺直起身，喘著氣，“我六十五了，說不定哪天就走了。你才十歲，可手藝已經成了。王家往後，就靠你了。”
澤喜看著伯爺，這個教他手藝的老人，頭發全白了，腰彎得厲害。他突然覺得鼻子發酸。
“伯爺，您會長命百歲的。”
“長命百歲？”伯爺笑了，笑裡帶著苦澀，“這亂世，能活一天是一天。我隻求你，把手藝傳下去。傳到第七代，第八代。傳到這世道太平。”
“我記住了。”
九月，北伐軍攻占武昌的消息傳來。
緊接著，襄陽就亂了。城裡的守軍是吳佩孚的部下，聽說武昌丟了，軍心渙散。一部分潰兵往北逃，一部分往西跑。逃竄的潰兵像蝗蟲，過境就搶，見東西就拿。
店子上也遭了殃。一夥潰兵半夜進村，挨家挨戶搜糧食。王家地窖被發現了，糧食被搶光。世貴的雜貨鋪被砸了，貨被搶了。世富的木匠鋪，工具被拿走了大半。
最危險的是那晚潰兵闖進王家老宅。王文修和世連攔在門口，說家裡沒糧食了。一個兵痞舉著槍：“沒糧食？搜出來老子斃了你！”
眼看就要出事，澤喜突然從屋裡衝出來，手裡拿著那把祖傳瓦刀。
“老總，”他聲音不大，但很穩，“糧食真沒了。這點錢，您拿著，買壺酒喝。”
他從懷裡掏出兩塊大洋——是上次修茶樓老板賞的，一直貼身藏著。
兵痞接過錢，掂了掂，又看看澤喜手裡的瓦刀：“小子，你想乾啥？”
“不乾啥。”澤喜說，“我是砌牆的，這是吃飯的家夥。老總要拿，就拿去。隻求彆傷人。”
兵痞看看瓦刀，又看看澤喜。那孩子雖然瘦，可眼神裡有種說不出的東西——不像怕，倒像……像一塊磚，硬，穩。
“行，看你還懂事。”兵痞揮揮手，“走！”
潰兵走了。王家的人都鬆了口氣。王文修看著澤喜，半天說不出話。
“澤喜，”世連聲音發顫，“你……”
“爹，沒事了。”澤喜把瓦刀彆回腰間，“他們就是求財，給了錢就行。”
“可那錢……”
“錢沒了還能掙。人沒了，就什麼都沒了。”
這話從一個十歲孩子嘴裡說出來，屋裡的人都沉默了。
十月，北伐軍占領襄陽。
這回真不一樣了。北伐軍進城後，貼安民告示，開倉放糧，組織“農民協會”。店子上也成立了農會，會長是八隊陳小狗——他現在改名叫陳誌剛了，說話一套一套的，說要“打土豪，分田地”。
王家又成了尷尬的存在。論成分，不算地主，可也不像八隊那些赤貧戶。農會的人來找澤喜，要他加入“工匠協會”。
“小王師傅，”陳誌剛說，“你是手藝人，是無產階級。咱們是一家人。加入工匠協會，一起革命。”
“革命是啥？”澤喜問。
“革命就是讓窮人翻身，讓富人下台。”
“那砌牆呢？”
“砌牆也是革命。給窮人砌房子，工錢減半，甚至免費。這是為革命做貢獻。”
澤喜沉默了一會兒，說：“我砌牆，是為了讓人有地方住。不管窮人富人，房子倒了，都得修。工錢該多少是多少，少了，我一家老小沒法活。”
“小王師傅，你這思想……”
“我就這思想。”澤喜打斷他，“陳會長，您要讓我入會，我入。可工錢，我不能少。少了我一家老小餓肚子，您管飯麼？”
陳誌剛被問住了，最後擺擺手：“行行行，你入會就行。工錢……你看著辦。”
民國十六年（1927年），澤喜十一歲。
這年春天，外頭出大事了。
說是蔣介石在上海“清黨”，殺共產黨。武漢的國民政府也在“分共”，國共合作破裂了。襄陽城裡亂成一鍋粥，昨天還在喊“革命萬歲”的人，今天就被抓了，殺了。
店子上的農會一夜之間解散了。陳誌剛跑了，不知去向。九隊張家、十隊肖家鬆了口氣，可也不敢太張揚——誰知道明天會怎樣？
王家又躲過一劫。澤喜雖然入了工匠協會，可沒乾過出格的事，就是砌牆，收工錢。農會垮了，也沒人找他麻煩。
可這年的日子，特彆難。
稅加了又加。什麼“剿匪捐”“治安捐”“特彆捐”，名目多得像夏天的蒼蠅。世貴的雜貨鋪重新開張，可生意清淡，稅卻一分不能少。世富的木匠鋪，也接不到什麼活——兵荒馬亂的，誰還打家具？
最苦的是砌牆的活。有錢人家不敢蓋房子，怕被“共產”。窮人家蓋不起。澤喜有時一個月都接不到一單活。
最難的時候，秀英把最後一件陪嫁的銀簪子拿出來，讓世貴去當了。當了五塊大洋，買了些糙米，撐了半個月。
“娘，”澤喜說，“明天我去縣城看看，有沒有活。”
“縣城也亂，彆去了。”
“不去，就沒飯吃。”
第二天，澤喜真去了縣城。縣城也蕭條，鋪子關了一半，街上人少。他轉了一圈，看見有處貨棧的牆裂了，進去問。
“掌櫃的，要修牆麼？”
掌櫃的打量他：“你？會砌牆？”
“會。三代砌匠。”
“工錢怎麼算？”
“一天一塊大洋，管頓飯。”
“太貴。現在這光景，一天五毛，不管飯。”
澤喜想了想：“行，五毛就五毛。但灰、磚，您出。”
“行。”
於是又開始砌牆。在蕭條中，在饑餓中，一磚一瓦地砌。牆砌起來了，肚子填飽了，日子，又熬過了一天。
民國十七年（1928年），澤喜十二歲。
這年，他經曆了人生第一場“大場麵”。
縣城保安團要修碉堡，防“赤匪”。工程很大，要砌三座碉堡，每座三層，帶槍眼，帶瞭望台。保安團貼出告示，招匠人。
澤喜去報了名。招工的頭兒看他年紀小，不想要。澤喜說：“讓我試試。砌不好，不要工錢。”
“行，那就試試。”
試工是在保安團的操場上。給一堆磚，一堆灰，讓砌一堵牆，牆要結實，要能擋子彈。
澤喜開始砌。他不砌普通的牆，砌“蠍子倒扒牆”。一層左斜，一層右斜，磚縫勻，灰漿滿。砌完了，牆立在那兒，像一堵沉默的山。
頭兒讓人用槍打。一槍，兩槍，三槍。子彈打在牆上，嵌進去，可牆沒倒，沒裂。
“好！”頭兒拍手，“小子，有兩下子。這活，給你了！”
三座碉堡，澤喜帶著十幾個匠人，砌了三個月。完工那天，保安團長親自來驗收。他圍著碉堡轉了三圈，又讓人用機槍掃了一梭子。牆身上留下幾十個彈孔，可牆紋絲不動。
“好牆！”團長拍著澤喜的肩，“小子，你叫啥？”
“王澤喜。”
“多大了？”
“十二。”
“十二？”團長愣了，然後大笑，“十二歲能砌這樣的牆？人才！留下來，跟我乾，當個工兵排長，一個月二十塊大洋，怎麼樣？”
二十塊大洋。王家一個月的生活費，也就十塊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