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日，晨7時20分，沈陽·北大營舊址
涼。
這是林征走下出租車時，第一個清晰的感覺。四月初的沈陽清晨，空氣裡還殘留著冬末的寒意，風從北麵吹來，帶著鬆遼平原特有的、乾燥而銳利的氣息。
他站在路邊，看著眼前的景象。
沒有營房。
沒有土牆。
沒有1931年9月18日夜裡那些在月光下奔跑的年輕士兵。
隻有一片新建的住宅小區。灰色的高樓，整齊的窗戶，樓下是修剪過的草坪和幾株剛抽出嫩芽的樹。幾個晨練的老人慢悠悠地打著太極拳，收音機裡傳出咿咿呀呀的京劇聲。
和平得……讓人心慌。
林征打開手機地圖，確認位置。
沒錯，這裡就是北大營舊址。史料記載：原址在沈陽市大東區柳林街，現為“北大營小區”。
小區門口立著一塊石碑，黑底金字：
“九一八事變爆發地——北大營舊址”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字刻得很深，在晨光裡反著冷硬的光。
林征走近，伸手摸了摸石碑。
石頭冰涼。
他閉上眼睛。
記憶湧來——不是他的記憶，是張二狗的記憶：
冰冷的泥地，昏黃的油燈，牆邊的遼十三式步槍，門外越來越近的槍聲，還有那句“媽……俺想吃白麵饃……”
他猛地睜開眼睛。
眼前的草坪上，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正在追著一隻皮球跑，咯咯笑著。她的母親站在不遠處，微笑著看。
如果張二狗活下來，他的重孫女也該這麼大了吧？
林征感到胸腔裡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悲傷，是一種更複雜的情緒：憤怒？無力？還是……愧疚？
憑什麼他還能站在這裡呼吸，而張二狗十七歲就死在了這片土地上？
“小夥子，來看曆史的？”
一個聲音在旁邊響起。
林征轉頭，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穿著深藍色的中山裝，背著手，正看著他。
“是。”林征點頭，“您住這兒？”
“住了三十年了。”老人走到石碑旁，也伸手摸了摸，“我父親當年就在這兒當兵。不過不是九一八那晚，是後來重建的部隊。”
林征心跳加速：“您父親……叫什麼名字？”
“張富貴。”老人說，“不過村裡人都叫他張二狗。”
張二狗。
這三個字像子彈一樣擊中林征。
“他……他是不是……”林征的聲音有些發顫，“是不是1931年九一八那晚……”
“不是。”老人搖頭，“我父親是1932年參軍的。他說他有個堂弟，叫張小栓——不對，就是叫張二狗，小時候一起長大的。1931年秋天逃荒到沈陽，進了北大營當兵。九一八那晚……沒了。”
老人頓了頓，看著石碑：“我父親說，他那個堂弟死前最後一句話是：‘媽，俺想吃白麵饃’。窮人家的孩子，當兵就為了一口飽飯。”
林征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往頭上湧。
不是張二狗本人。
是張二狗的堂哥。
但至少，張二狗在世上還有親人記得他。
“您父親……還說過什麼嗎？”林征問。
老人想了想：“說他堂弟膽子小，怕黑，晚上睡覺要挨著人。九一八那晚，他被槍聲嚇醒了，想喝水，水缸在外頭。剛下炕，鬼子就衝進來了……”
記憶重疊。
林征想起那個畫麵：張二狗光腳下炕，走到鏡子前，看見自己陌生的臉。然後槍響了。
“後來呢？”他問。
“後來就沒了。”老人說，“屍體都沒找到。我父親1949年後回來找過，這片地早平了，蓋了工廠，又拆了，現在蓋了樓。”
老人指了指那些高樓：“就那棟，七號樓的位置，據說就是當年七連的營房。不過誰知道呢？這麼多年了。”
林征順著老人的手指看去。
七號樓，十二層，陽台上晾著衣服，有的窗戶開著，隱約能看見裡麵的家具。
有人在生活。
在曾經死過人的地方，平靜地生活。
這讓他感到一種荒謬的安慰——至少，這片土地沒有荒廢，還有人在這裡繼續活著。
“您父親……還健在嗎？”林征問。
“十年前走了。”老人說，“八十六歲。走前還念叨，說他堂弟要是活下來，也該八十多了。”
林征沉默。
他想問更多，但不知道該問什麼。
問張二狗長什麼樣？問張二狗家裡還有什麼人？問張二狗如果活下來會怎樣？
這些問題都沒有意義。
因為張二狗死了。
死在十七歲。
死前想吃一口白麵饃。
“小夥子，你為啥對這個感興趣？”老人問。
“我在寫一本書。”林征說，“關於抗戰時期的普通人。想給他們……留個名字。”
老人看著他，看了很久。
然後點頭：“是該寫。我父親那輩人，走了就沒人記得了。我今年七十三，也快走了。我走了，我父親的故事就沒人講了。我父親走了，他堂弟的故事就徹底沒了。”
這話說得很平靜，但林征感到胸口像被錘子砸了一下。
傳承的脆弱。
記憶的易逝。
“您……能把您父親的故事告訴我嗎？”林征從背包裡拿出錄音筆，“我想記下來。”
老人看了看錄音筆，又看了看林征，笑了：“走，去我家坐坐。就在那棟樓，三樓。”
老人的家很小，兩室一廳，家具很舊但乾淨。客廳牆上掛著一張黑白照片，是個穿著舊式軍裝的年輕人，眉眼清秀，眼神稚嫩。
“這是我父親參軍時的照片。”老人說，“1932年，十八歲。”
林征看著照片。
那眉眼，那神態，和張二狗的記憶碎片有些相似——不是長相相似，是那種屬於窮人家孩子的、怯生生又帶著點倔強的神情。
“我父親說，他參軍就是為了找堂弟。”老人泡了茶，遞給林征，“他聽說堂弟在北大營當兵，就也來了。沒想到來了才知道，北大營早就沒了，堂弟也死了。”
“那您父親……”
“打了八年仗。”老人說，“從東北打到湖南，受過三次傷，最重的一次子彈從肺葉穿過去，差點死了。1945年鬼子投降，他回了趟山東老家，發現爹娘早沒了，房子也塌了。就又回了東北，在這片地上蓋了間土房，娶了我娘，生了我。”
老人喝了口茶，繼續說：“我小時候，他經常帶我來這片地轉悠。那時候這裡還是荒地，長滿雜草。他指著一個地方說：‘這兒，大概就是你二爺爺死的地方。’”
“二爺爺？”
“就是他堂弟張二狗。”老人說，“按輩分，我該叫二爺爺。”
林征感到喉嚨發緊。
他打開了錄音筆。
“您能說說……您父親對那場戰爭的感受嗎？”
老人沉默了很久。
客廳裡很安靜，隻有牆上掛鐘的滴答聲。
窗外傳來孩子的笑聲——又是那個追皮球的小女孩。
“我父親很少說打仗的事。”老人終於開口，“但有一次，他喝多了，跟我說了一段。”
他頓了頓，眼睛看著窗外的天空：
“他說，打仗的時候，最怕的不是死，是不知道為啥死。他見過很多兵，衝鋒前問長官：‘長官，咱們為啥打這一仗？’長官也說不上來，就說：‘命令。’”
“他說，他那個堂弟張二狗，死的時候可能都不知道為啥死。就知道鬼子來了，要跑，跑不掉，就死了。像隻螞蟻，被人一腳踩死了，連聲兒都沒有。”
林征的手指握緊了茶杯。
燙，但他沒鬆開。
“那您父親……找到‘為啥’了嗎？”他問。
“找到了。”老人說，“他說，是在長沙會戰的時候。他們連守一個山頭，守了三天，死了一大半。最後一天晚上，月亮很大，他趴在戰壕裡，看著山下的鬼子陣地。突然就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