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上午10時，重慶·南岸區某老年公寓
潮。
這是林征推開老年公寓大門時，第一個清晰的感覺。重慶四月的空氣裡，已經能嗅到長江水汽的濕潤，混著這座山城特有的、略帶腐朽的木質建築氣息。空氣黏稠得像融化的麥芽糖，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
他站在大廳裡，看著四周。
米黃色的牆壁，磨得發亮的水磨石地麵，牆上掛著“五好公寓”的錦旗。幾個老人坐在輪椅上，在走廊裡緩慢移動，像擱淺的魚。電視裡正在播放抗日劇，槍炮聲在安靜的樓道裡顯得格外刺耳。
“找周奶奶？在三樓，308。”前台護工頭也不抬地說。
林征道謝，走上樓梯。
樓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老式設計，很陡，扶手磨得光滑。牆上貼著“小心地滑”的黃色警示牌，字跡已經模糊。
三樓。
308房間。
門虛掩著。
他輕輕敲了敲。
“進來。”一個聲音從裡麵傳來，很輕，但很清晰。
推開門。
房間不大，十五平米左右。一張單人床，一個衣櫃，一張書桌，一把藤椅。窗戶開著，能看到外麵長江的一角，江水渾濁，緩緩東流。
書桌前，坐著一位老人。
很瘦，瘦得幾乎隻剩下骨架。穿著藏青色的棉布衫，頭發全白，稀疏地挽在腦後。背微微佝僂著，但坐得很直。
她正在寫字。
用的是毛筆，在宣紙上，一筆一劃，很慢，很穩。
林征站在門口，不敢打擾。
老人寫完最後一筆，放下筆，緩緩轉過頭。
那是一張布滿皺紋的臉，像被歲月揉皺後又展開的紙。但眼睛——那雙眼睛，依然清澈，明亮，像重慶冬日的江水，深不見底。
“你是……林征？”老人問。
“是。”林征點頭，“周奶奶，您好。我跟您孫女聯係過……”
“知道。”老人指了指旁邊的椅子，“坐吧。我眼睛不好，你坐近點，讓我看看你。”
林征走過去坐下。
老人仔細打量著他，目光像掃描儀，一寸寸地看。
然後，她笑了。
笑容很淡，但很溫暖。
“像。”她說。
“像什麼？”林征問。
“像讀書人。”老人說，“眼睛裡有書卷氣。我父親也有這種眼神。”
林征心臟猛地一跳。
父親。
周文彬。
那個在防空洞裡，對七歲的女兒說“好好讀書，把今天的事寫下來”的校對員。
“您……還記得您父親？”林征問。
“記得。”老人說，“記得很清楚。1940年8月19日晚上，我七歲，剛過完生日三天。”
她的聲音很平靜，像在講昨天的天氣。
但林征感到，有什麼東西在空氣裡繃緊了。
“那天晚上，”老人緩緩開口，眼睛望著窗外，“空襲警報響了。很刺耳，像貓被踩了尾巴。父親抱起我，母親拉著我的手，我們往防空洞跑。”
“洞裡很黑，人很多。空氣很悶，像捂在棉被裡。我害怕，哭。父親說：‘敏敏不怕，爸爸在。’”
“然後燈滅了。”
老人停下來，深深吸了口氣。
窗外傳來輪船的汽笛聲，悠長，沉重。
“在黑暗裡，時間過得很慢。”老人繼續說，“能聽見周圍人的呼吸，粗重，急促。有人在哭，有人在罵，有人在祈禱。”
“後來，空氣越來越稀薄。我開始頭暈，想吐。父親把我抱得更緊，在我耳邊說：‘敏敏，如果爸爸睡著了，你不要怕。會有人來救你的。’”
“我說：‘爸爸你不要睡。’”
“他說：‘爸爸不睡。’”
林征屏住呼吸。
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但聽老人親口說出來，那種衝擊力完全不同。
“然後呢？”他輕聲問。
“然後他真的睡著了。”老人的聲音依然平靜，“手慢慢鬆開，身體慢慢滑下去。我喊：‘爸爸！爸爸！’他沒應。”
“母親也在旁邊，已經沒聲了。”
“洞裡很安靜，隻有遠處還有人在**。像地獄。”
老人又停下來，看著窗外。
江麵上，一艘貨輪緩緩駛過，拖出長長的浪痕。
“我抱著父親，他的身體慢慢變涼。”老人說，“我不知道過了多久，可能幾分鐘，可能幾小時。在絕對的黑暗裡，時間失去了意義。”
“後來，洞門開了。有光進來，很刺眼。有人喊：‘還有活的嗎？’”
“我想喊，但發不出聲音。隻能舉起手，揮了揮。”
“有人把我抱出去。陽光很好，刺得眼睛疼。我回頭看，洞裡全是屍體，層層疊疊，像堆柴火。”
她說得很平靜。
平靜得讓人心慌。
林征感到胸口悶得難受，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您……”他艱難地開口，“您怎麼……”
“怎麼活下來的？”老人轉過頭，看著他，“因為父親最後那句話。”
她指了指書桌。
桌上，放著一個木盒子，很舊，漆都磨光了。
“打開看看。”她說。
林征走過去，打開盒子。
裡麵是一支鋼筆。
黑色的，筆身有幾道劃痕，筆帽上的金屬環已經氧化發黑。
“父親的東西。”老人說，“他是個校對員，一輩子和文字打交道。這支筆陪了他十年，從報社到防空洞，最後到了我手裡。”
林征拿起筆。
很輕，但在他手裡，重如千鈞。
“父親最後對我說：‘敏敏，要好好讀書，把今天的事寫下來。’”老人的聲音第一次有了波動，很輕微，像風吹過琴弦，“我記住了。所以我要活著，要讀書，要寫字，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寫下來。”
“所以您……”
“所以我讀了書。”老人說，“孤兒院長大，國家供我上學。1953年考上大學，學中文。畢業後當了老師，教了一輩子書。退休後，開始寫。”
她指了指書桌旁邊的一個紙箱。
裡麵整整齊齊碼著幾十個筆記本，牛皮紙封麵，都用細繩捆著。
“這是什麼？”林征問。
“是我寫的。”老人說，“從1960年開始寫，每年一本，寫到去年。寫那天的防空洞，寫死去的父母，寫重慶大轟炸，寫戰爭中活下來的人。”
“為什麼……寫這麼多？”林征問。
“因為要記住。”老人說，“父親說‘把今天的事寫下來’，不是寫一天的事，是寫一輩子的事。把戰爭帶來的傷痛寫下來，把活下來的愧疚寫下來，把那些不該被忘記的人和事寫下來。”
她頓了頓，眼睛看著那支鋼筆：
“我今年九十二歲了。當年防空洞裡活下來的人，我知道的，隻剩我一個了。等我死了，那天晚上的記憶就真的死了。所以我必須寫，寫到寫不動為止。”
林征感到一種巨大的震撼。
九十二年。
從七歲到九十二歲，一個人用一生的時間，去踐行父親臨終前的一句話。
這不是悲壯。
這是更堅韌、更持久的東西——像長江水，看似平靜，但年複一年地衝刷著河床，在石頭上刻下痕跡。
“您……恨嗎？”林征問了一個他問過很多次的問題。
老人想了想。
“恨過。”她說，“七歲那年，恨日本人，恨戰爭，恨所有讓我失去父母的東西。”
“後來呢？”
“後來不恨了。”老人說，“恨太累，消耗太多力氣。我要把力氣省下來，用來記住。”
“記住什麼？”
“記住那一天。”老人說，“記住防空洞裡有多少人，記住他們的臉——如果我能看見的話。記住那種窒息的感覺，記住父親最後說的話。”
她看著林征，眼神清澈而堅定：
“恨隻能讓人毀滅。記住，才能讓人活下來——不僅是肉體，還有精神。”
這話像一道光，照進林征心裡。
他一直以來的困惑，似乎在這一刻找到了答案。
他為什麼要寫《山河故我》？
不隻是因為那些記憶糾纏著他。
不隻是因為愧疚。
更是因為——要記住。
要讓那些逝去的人，在文字裡重新活過來。
要讓後來的人知道，和平不是理所當然的，是無數人用命換來的。
“您……能給我講講嗎？”林征從背包裡拿出錄音筆，“講講您寫的那些。”
老人點點頭。
她打開最上麵的一本筆記。
翻開。
裡麵是用鋼筆寫的字，工整，娟秀，但能看出歲月的顫抖。
“這是1960年寫的第一本。”老人說，“那時候我二十七歲，剛當上老師。晚上睡不著，就爬起來寫。”
她翻到某一頁。
林征湊過去看。
1960年3月12日，晴
昨晚又夢見防空洞了。還是那片黑暗，還是那股悶熱。父親的手慢慢變涼，我怎麼捂都捂不熱。
今天上課，教學生讀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讀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時，突然想起父親。
他收不到家書了。
我也收不到了。
字跡工整，但能看出，寫的時候手在抖。
林征感到鼻子發酸。
“您……一直寫這些，不會……太痛苦嗎？”他問。
“痛苦。”老人說，“但比忘記要好。忘記是對死者的背叛。我記得，他們就在我心裡活著。”
她又翻開另一本。
1985年8月19日，陰
今天是我五十二歲生日，也是父母遇難四十五周年。
去較場口看了看，那裡建了紀念碑。碑上有很多名字，但沒有父母的。他們是平民，不是烈士，沒有資格上碑。
但我會記住他們。
用這支筆，記住他們。
平民。
不是烈士。
沒有資格上紀念碑。
但有人記得他們。
用一支筆，一本筆記本，一生的時間。
林征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為那些沒有名字的死者，為那些被曆史忽略的普通人。
但同時，他也感到一種力量——來自眼前這位九十二歲老人的，用一生踐行一句承諾的力量。
“您後來……成家了嗎？”林征問。
“成了。”老人說，“1958年結婚，丈夫是大學同學，也是老師。1961年生了個女兒，現在在上海當醫生。”
“您……告訴過他們這些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