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28年9月，華夏首都，國家教材編審委員會臨時會議中心。
會議室裡彌漫著淡淡的茶香和紙張油墨的氣味。長條會議桌旁坐了二十餘人，有白發蒼蒼的曆史學者，有神情嚴肅的教育官員，有戴著眼鏡的課程專家，還有幾位來自新聞出版和***門的代表。陳思源坐在靠窗的位置，麵前攤開著一疊厚厚的、用彩色標簽做了密密麻麻標記的稿件——那是新版《華夏曆史》高中必修教材的初審稿。
會議已進行了三個小時。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明清易代”與“近代史”部分的表述尺度。
一位頭發花白、資曆深厚的老教授，扶了扶眼鏡，用緩而堅定的語氣說：“第47頁，關於清軍入關後人口的表述，‘銳減’一詞是否過於刺激？是否可以改用‘大幅度下降’？還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具體死亡數字和細節描寫，我認為需要精簡。曆史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認識規律，汲取教訓，不是渲染血腥，煽動仇恨。尤其是現在國家剛剛實現完全統一，更要強調民族團結，避免舊賬重提引發不必要的隔閡。”
他的話音剛落，對麵一位較年輕的女學者，也是明史專家，立刻反駁：“李教授，我認為恰恰相反。真實是曆史的生命，也是教育的前提。‘大幅度下降’是個模糊的、溫吞水的詞，它無法讓學生直觀感受到那場浩劫的慘烈，也無法理解為何華夏文明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斷層’。具體的數字、細節，不是為了渲染xuexing，而是揭露暴行，銘記教訓。minzu團結的前提，是共同麵對真實的曆史，而不是用模糊的敘事掩蓋曾經發生過的、針對主體minzu的係統性傷害。如果連教材都遮遮掩掩，我們如何對得起那些死難者？又如何讓年輕一代真正理解‘複興’二字背後沉甸甸的分量？”
李教授搖頭：“但教材要考慮學生的接受心理，考慮教學效果，考慮社會影響。過於沉重的細節，可能會給青少年帶來心理陰影，也可能被彆有用心的人利用，挑動對立。我們要的是凝聚共識，不是撕裂記憶。”
“掩蓋和美化殘酷，才是真正的撕裂。”女學者毫不退讓，“當學生發現教材說的和他們在家族記憶、地方誌、乃至海外史料中看到的不一樣時，那種被欺騙感、那種對官方敘事的懷疑，才是最大的撕裂。信任一旦失去，重建起來千難萬難。”
會議陷入短暫的僵持。一位教育部的官員清了清嗓子，試圖調和：“兩位專家的意見都有道理。我們是不是可以尋求一個平衡？核心史實、定性結論必須準確、清晰，比如清初大屠殺的性質、近代不平等條約的喪權辱國，這些原則問題不能含糊。但在具體細節的呈現方式上，是否可以更注重方法？比如，不一定非要羅列恐怖的屠殺場景，而是通過檔案記載、人口數據對比、幸存者後代的追憶等方式，引導學生自己去思考、去感受曆史的沉重？另外，一定要講清楚，那是特定曆史時期、特定統治集團犯下的罪行，與今天的各民族同胞無關。要引導學生仇恨的是侵略和壓迫的行為本身，而不是某個民族。”
陳思源一直安靜地聽著。這時，他抬起頭，開口了，聲音不高，但很清晰：“我補充一點。我們修訂教材，最終目標是塑造認同——對國家的認同，對文明的認同，對‘我們是誰’的認同。這個認同，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真相基石之上。如果我們提供的基石本身是沙土，是經過修飾的，那麼建立在其上的認同大廈，無論看起來多宏偉，都可能是脆弱的。當外部信息衝擊來臨，或者當學生長大後接觸到更複雜的史料時，這座大廈可能會動搖。”
他拿起麵前教材稿的其中一頁，那是關於《南京條約》的章節。“比如這裡，隻寫了‘割讓macau島’，‘賠款兩千一百萬元’。學生讀了，隻知道我們吃虧了，但很難真切感受到‘天朝上國’的尊嚴被如何踐踏，不知道‘協定關稅’意味著喪失經濟主權，不知道‘五口通商’如何像吸管一樣插入這個古老帝國的軀體。他們沒有概念，為什麼僅僅幾十年後，華夏會淪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苦難的量化，有時候是理解深度的必要條件。”
他頓了頓，看向李教授，語氣誠懇：“李老師，我理解您的擔憂。我們當然不能為了真實而真實，陷入悲情敘事不能自拔。最終的目標，是讓學生從曆史的苦難中，生發出‘為何我們會遭受這些’、‘如何才能不讓悲劇重演’的思考，從而升華為建設強大國家、守護文明薪火的理性力量和責任擔當。但前提是，他們看到的苦難，必須是真實的、具體的，而不是被稀釋過的。”
會議又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最終，在激烈辯論和反複斟酌後，初步達成了一些共識：核心史實和定性必須堅持學術嚴謹；細節呈現可以多樣化，但關鍵數據（如清初人口變化幅度、主要屠殺事件、不平等條約具體條款及影響）必須明確列出；要增加史料來源的說明，引導學生接觸原始材料；同時，必須強化“以史為鑒、麵向未來”的引導，明確區分曆史罪責與當今民族關係。
散會後，陳思源有些疲憊地走出會議室。秋日的陽光透過走廊的窗戶照進來，暖洋洋的。他接到林薇發來的信息：“教材關過了嗎？我們這邊，‘記憶庫’倫理審查剛結束，基本通過。可以開始準備第一批受難者信息錄入和虛擬紀念空間搭建了。”
他回複：“剛開完會，算是階段性推進。你們那邊順利就好。”
合上手機，他走到窗邊，望著樓下院子裡幾棵葉子開始泛黃的銀杏樹。修訂教科書，這隻是“血脈記憶”工程中最基礎、也最敏感的一環。紙麵上的每一個字，都可能影響數百萬乃至上千萬青少年的曆史認知。這無異於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戰場在紙頁間，在課堂裡，在下一代人的心中。
他知道，今天會議上的爭論，隻是一個縮影。在全國各地，有無數的學者、教師、編審人員，都在為如何講述這段複雜而沉重的曆史而苦苦思索、激烈辯論。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係統性的曆史認知校準。
目標不是灌輸仇恨，而是找回真實。
找回真實，才能理解我們從哪裡來。
理解了來處，才能更堅定地去往何處。
【曆史閃回線】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一間擠滿了書架和稿紙的辦公室裡，油燈的光暈下，兩個年輕人正在埋頭工作。年長些的叫張元濟，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麵容清臒，目光沉靜。年輕些的叫蔡元培，剛從紹興來到上海不久，參與教科書的編纂。
他們麵前攤開的，是剛剛完稿的《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稿本。這是商務印書館試圖打破舊式蒙學教材（如《三字經》《百家姓》）壟斷，引入現代教育理念和新知識的重要嘗試。
蔡元培指著其中一課：“張先生，這一課講‘我之國土’，隻簡單提及‘東至海，西至流沙，南至交趾，北至沙漠’，對於東北、西北、西南的疆域沿革，特彆是近年喪失之地，是否過於簡略？如今列強環伺，俄占東北，英侵西藏，法窺雲南，日據……學子若不知疆域之變，如何生愛國保土之心？”
張元濟歎了口氣，放下手中的筆：“孑民（蔡元培字）兄所言極是。然編纂教科書，掣肘極多。官府審查，忌諱‘夷夏’‘失地’等敏感字眼，動輒以‘煽惑人心’、‘有礙邦交’為由禁毀。書商也顧慮銷量，怕內容‘過激’引來麻煩。你我縱有滿腔熱血，也不得不斟酌字句，曲折表達。”
他起身，從書架深處抽出一本紙張泛黃、裝訂粗糙的小冊子，封麵無字。“你看這個。”
蔡元培接過翻開，裡麵是用工整小楷抄錄的一些文章和地圖，內容赫然是《zhong俄璦琿條約》、《zhong俄Beijing條約》的原文摘要，以及被沙俄割占的黑龍江以北、烏蘇裡江以東地區的詳細地圖，上麵用朱筆標注著“鹹豐八年失地”、“鹹豐十年失地”等字樣。還有甲午戰爭、割讓的記述。
“這是……”蔡元培驚問。
“這是幾位同仁私下搜集、傳抄的‘禁料’。”張元濟壓低聲音，“不敢公開印行，隻能以手抄本形式，在誌同道合者間秘密流傳。我們編教科書，明麵上不得不守規矩，但暗地裡，總得有人把真實的東西記下來，傳下去。否則，幾十年後，我們的子孫恐怕真的會以為，庫頁島自古就是俄國的，從未屬於中國。”
蔡元培撫摸著冊子上那些力透紙背的字跡，感到一陣心潮澎湃，又夾雜著無奈與悲涼。“張先生，難道我們隻能這樣……暗度陳倉嗎？教育救國，若連真相都無法堂堂正正地告訴孩子，國如何救？”
“路要一步一步走。”張元濟目光堅定，“先借‘國文’、‘地理’之名，將‘國家’、‘疆域’、‘物產’、‘民氣’的概念植入孩童心中。待他們有了基本的認知和愛國心，自然會對更深入的曆史真相產生渴求。我們現在做的，是在堅冰上鑿開第一道裂縫。雖然慢，雖然難，但隻要持續不斷地鑿，總有一天，冰層會開裂，春水會湧出。”
他拿起那本即將付印的《最新國文教科書》稿本，翻到後麵一課，內容是簡單介紹長城。“你看這一課，講長城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保衛家園的屏障。我們不說它現在防不住洋槍洋炮，但我們要在孩子心裡種下一顆種子：我們的祖先，曾經建造了如此偉大的工程來保衛自己的家園。那麼，麵對如今破碎的山河，我們這一代人，該做些什麼？”
蔡元培沉默了。他看著油燈下張元濟清瘦卻挺直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那本秘密的抄本和桌上公開的教科書稿本。
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混雜著時代的局限與痛苦，在他胸中激蕩。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在黑暗年代，所能進行的、最艱難也最堅韌的抗爭——在審查的夾縫中，在市場的顧慮下，努力將愛國、求真、自強的種子，小心翼翼地埋進下一代的心田。
他們不知道這些種子何時能發芽。
他們甚至不確定，自己編纂的這些帶著鐐銬的教科書，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
但他們必須做。
因為，這是文明記憶在官方渠道尚未斷裂前，最後的、有組織的傳承努力。
是血脈記憶在近代屈辱的寒夜裡，一次微弱而執著的搏動。
窗外，是夜上海的點點燈火，和不遠處黃浦江上外國輪船的汽笛聲。
窗內，是兩盞不眠的油燈，和兩個試圖用紙張與墨水，為這個民族的未來保留一點火種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