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28年10月，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施工現場旁，臨時板房辦公室。
秋雨敲打著板房的鐵皮屋頂，發出細密而冰冷的聲響。林薇坐在一張簡易辦公桌前，麵前攤開的不是基因圖譜或數據報告，而是一份剛剛整理完畢的、厚厚的口述史轉錄稿。稿紙的邊角因為反複翻閱已經微微卷曲，上麵布滿了她留下的各種顏色批注和記號。
稿件的核心，是一位名叫李桂蘭（化名）的百歲老人的證言。老人出生於1925年，家鄉在哈爾濱平房區附近，正是當年731部隊核心營區所在地。在她的童年記憶裡，那片被高牆電網圍起來的區域是絕對的禁地，大人們諱莫如深，隻偶爾在極度恐懼時，會壓低聲音談論“木頭營”（當地人對731部隊的隱晦稱呼）裡冒出的奇怪煙霧、夜間隱約的慘叫聲，以及偶爾從營區飄出來的、無法形容的焦臭氣味。
更關鍵的是，李桂蘭的父親，曾是一名被迫為731部隊外圍提供勞力的華夏勞工。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逼近，日軍倉皇潰退並炸毀主要設施。混亂中，李桂蘭的父親和幾個工友，在一條偏僻的排水溝儘頭，發現了幾具被匆匆掩埋、來不及完全處理的屍體。那不是戰場上軍人的屍體，而是穿著破爛平民衣服、甚至有明顯手術和捆綁痕跡的軀體。極度恐懼中，他們還是從一具相對完整的屍體貼身衣物裡，摸出了一小塊折疊的、染血的粗布，上麵用模糊的墨跡寫著一個數字和幾個日文字符。李桂蘭的父親不識字，但直覺告訴他這東西重要，便偷偷藏了起來。
這塊粗布，在隨後的動蕩歲月裡，被李桂蘭的母親縫進了孩子的棉襖夾層，直到八十多年後，老人在整理舊物時，才在家人的幫助下重新發現。布片已極為脆弱，字跡更是難以辨認，但經過專業機構的多光譜掃描和增強處理，最終確認了上麵的信息：一個編號“477”，以及“馬魯太”（maruta，日語“圓木”，731部隊對活體實驗對象的蔑稱）字樣片段。
“編號477……”林薇輕聲念著，指尖撫過轉錄稿上這幾個字。這不是檔案裡冷冰冰的數字，它連接著李桂蘭父親當年目睹的慘狀，連接著老人跨越八十多年的恐懼記憶，更指向一個曾經鮮活、後被當作“圓木”消耗殆儘的生命的最後痕跡。
辦公室的門被推開，帶著一股濕冷的空氣。項目組的年輕助理小周走了進來，臉色有些發白，手裡拿著一個平板電腦。
“林老師，剛剛……哈爾濱市檔案館那邊，同步過來一批新解密掃描的舊檔，是關於本地民國時期戶籍和失蹤人口排查的。我們按照‘477’這個線索和大致時間範圍做了交叉檢索……”小周的聲音有些乾澀，把平板遞給林薇。
屏幕上顯示著幾頁泛黃破損的戶籍檔案照片。其中一頁，記錄著平房區某村（該村已在後來城市建設中消失）1941年的一次人口核查。在“備注”欄，有一行極小、幾乎被蟲蛀掉的毛筆字：“長子福根，廿三歲，於本年三月被‘木頭營’征夫，未歸。疑……”後麵的字完全模糊了。
“福根……”林薇盯著那個樸素的、寄托著最平凡期望的名字。二十三歲，被“征夫”，進入“木頭營”，再無音訊。時間（1941年春）、地點（平房附近）、遭遇（被日軍機構帶走），與李桂蘭父親1945年所見，以及“477”這個可能屬於更早時期實驗對象的編號，在邏輯鏈上形成了令人心悸的拚圖。
雖然目前還無法百分之百確定“福根”就是“477”，但這可能性像一根冰冷的針，刺穿了時間的帷幕。一個在官方統計中可能隻是“失蹤”或“戰時損耗”的數字，此刻正頑強地試圖與一個名字、一個家庭、一段具體的人生聯係起來。
林薇感到胸口一陣發悶。作為基因考古學者，她習慣於處理千年、萬年前的骨骼和DNA數據，那些距離帶來的是一種宏觀的、科學上的悲憫。但此刻麵對這近在咫尺的、尚未冷卻的苦難具體證據，那種衝擊是截然不同的。這不是“古人類”，這是祖父輩可能遭遇的厄運。
“林老師，”小周猶豫了一下，低聲道，“按照‘記憶庫’倫理委員會的初步意見，對於這類高度疑似、但尚未完全坐實的受難者信息，尤其是可能關聯到在世後人情感創傷的，我們在虛擬紀念空間裡的呈現，需要極其謹慎，甚至可能暫時隱去真實姓名，采用更象征性的方式……”
“我知道。”林薇打斷他，聲音有些沙啞。她理解倫理的考量，保護生者，避免二次傷害。但另一種更強烈的衝動在她心中翻騰：如果“福根”就是“477”，如果他真的是那些被當作“圓木”的無名受難者之一，那麼，僅僅作為一個編號被記住，甚至因為“證據不足”而被模糊處理，這對他公平嗎？對曆史公平嗎？
遺忘，有時並非因為時間久遠，而是因為“證據鏈不完整”、“影響未評估”、“可能引發爭議”等看似理性、實則冰冷的理由。
“繼續查。”林薇抬起頭，眼神恢複了慣有的銳利，“聯係所有可能的渠道，尋找1941年前後平房區附近村落更詳細的舊檔、民間記錄、幸存者日記。訪問更多像李桂蘭老人這樣的高齡知情者。基因比對方麵，看能否從遺址新出土的遺骸中，提取到能與‘福根’可能存在的後代進行比對的樣本……哪怕希望渺茫。”
她站起身，走到板房的小窗前。窗外，雨幕籠罩著不遠處新陳列館工地的鋼筋骨架。那座正在拔地而起的建築，其使命不僅僅是陳列冰冷的器械和文獻，更是要安放無數像“福根”這樣幾乎被湮沒的靈魂的證言。
“我們要做的，”林薇對著窗外的雨，也像是對自己說，“不是簡單地展示殘酷，而是儘一切可能，讓每一個能被找到的名字，重新回到他應有的位置。讓抽象的‘苦難’，重新變成具體的‘人的命運’。證言的重量，就在於它的具體性。少一個具體的名字，曆史的真相就輕一分。”
小周鄭重地點了點頭，收起平板，快步走了出去。
林薇留在窗前。雨水順著玻璃蜿蜒流下，模糊了外麵的景象。但她仿佛能透過雨幕，看到八十多年前那個寒冷的春天，一個名叫福根的年輕農民，也許正懷著對家庭的擔憂和對未來的茫然，被帶進那片高牆之內，從此消失在曆史的黑洞裡。
而現在，一縷微弱的光，正試圖穿過漫長的黑暗，照向他消失的洞口。
【曆史閃回線】
公元1945年8月12日，夜，哈爾濱平房，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本部。
空氣裡彌漫著焦糊、化學品和一種難以言喻的腐敗氣味混合的惡臭。電力早已中斷，隻有零星的手電光和焚燒文件、建築產生的搖曳火光，照亮著這座人間地獄末日般的混亂。
少佐軍醫石井四郎（化名）臉色鐵青，站在原本是“特設監獄”的廢墟前。幾個小時前，這裡關押著最後一批尚未被“消耗”的“馬魯太”——有中國人、蘇聯人、朝鮮人，也有少數盟軍戰俘。此刻，這裡隻剩下扭曲的鋼筋、炸塌的混凝土塊，以及……一些來不及被高溫徹底焚毀的、令人無法直視的殘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