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28年11月，華夏首都，某部委內部會議室。
氣氛比窗外的初冬更顯凝重。這是一場關於新版曆史教材試點情況及後續推廣方案的專題彙報與評估會。與會者除了教育部門、編審委員會代表，還有來自宣傳、文化、統戰、國家安全等相關係統的負責人。陳思源作為教材編審專家組成員列席。
牆上的投影幕布，正顯示著過去一個月在幾所試點學校收集的反饋數據。圖表複雜，但核心趨勢清晰：超過70%的學生對新增的細節史實表現出“強烈震撼”和“深度思考”，認為“更真實，更能理解曆史”；約有60%的教師支持內容深化，但普遍反映“教學難度增大”、“需要更多培訓和支持”；而來自部分家長群體的反饋則呈現顯著分歧，約35%明確表示“內容過於殘酷，擔心對孩子心理造成負麵影響”，其中更有約10%的家長通過家委會或網絡渠道表達了“強烈反對”，要求“恢複原有表述”或“刪除敏感細節”。
一份摘錄的匿名家長意見被投影出來：“……孩子才上高中，就讓他們看揚州十日裡具體怎麼殺人、看731部隊把人當‘圓木’的實驗描述，這合適嗎？曆史是應該記住，但記住教訓就好了，有必要把血淋淋的細節塞給孩子嗎？這會不會讓他們變得偏激、仇恨？現在國家統一了，更應該向前看，講團結，而不是總翻舊賬……”
主持會議的是一位麵容沉靜、目光銳利的部級領導。他聽完數據彙報和部分意見摘讀，沉默片刻，看向陳思源：“陳教授，您是曆史學者，也是教材修訂的深度參與者。對於這些擔憂，特彆是關於‘渲染殘酷’、‘影響心理’、‘不利團結’的批評，您怎麼看？”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過來。陳思源能感到一些目光中的審視，一些目光中的支持，還有一些目光中的複雜情緒。他深吸一口氣，站起身，走到台前。
“各位領導，各位同誌。”他的聲音平穩，但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晰，“首先，我理解家長們的擔憂。愛護孩子，希望他們心靈陽光、健康成長，這是天下父母心。我們教育工作者，同樣懷著這樣的責任。”
他切換了投影畫麵，顯示出一張照片——那是李桂蘭老人顫抖的手握著一塊破舊粗布的特寫，旁邊是放大處理後依稀可辨的“477”編號。
“但是，我想請大家看這個。這不是教材裡的內容，是我們‘血脈記憶’工程在實地調研中，從一位百歲老人那裡獲得的證物。這個編號‘477’，很可能對應著一位在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實驗中死去的同胞，他或許名叫‘福根’，二十三歲，家在平房附近，1941年被抓走，再無音訊。”
會議室裡一片寂靜，隻有投影儀發出的輕微嗡鳴。
“家長們擔心‘細節’和‘殘酷’。可我認為，沒有細節的‘殘酷’，是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可以被淡忘的。‘死了很多人’，‘遭受了苦難’，這樣的表述，時間久了，就會變成一個空洞的概念。而‘編號477’，‘二十三歲的福根’，‘被當作‘圓木’進行凍傷實驗直至肢體壞死截肢……’這些具體的細節，才能讓‘殘酷’擁有重量，才能讓‘苦難’變成後來者心頭一塊無法移除的壓艙石。”
他目光掃過在場眾人：“我們讓孩子了解這些，不是為了讓他們做噩夢，不是為了灌輸仇恨。恰恰相反，是為了讓他們明白，和平、尊嚴、國家強大，不是憑空而來的，不是教科書上輕飄飄的結論。它們的基礎，是無數個‘福根’被剝奪的生命，是華夏文明幾乎被折斷脊梁的慘痛代價。唯有理解了這份代價的沉重，他們才會真正珍惜當下，才會從心底生發出‘絕不讓曆史重演’的鋼鐵意誌。這份意誌，才是民族團結最堅韌的紐帶——不是建立在模糊的‘向前看’口號上，而是建立在共同認清‘我們曾因何跌倒、將憑何站立’的清醒共識之上。”
他頓了頓，語氣更加堅定：“至於‘翻舊賬’……賬，一直都在那裡。不是我們翻出來的，是侵略者、掠奪者、那些試圖亡我文明者留下的血債。這本賬，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敢看、不敢算、不敢讓孩子們知道，那麼，誰還會替我們去算？誰還會記得‘福根’們？遺忘，才是對曆史最大的背叛，也是對未來最大的不負責任。”
陳思源坐回座位。會議室裡依然安靜，但空氣似乎有些不同了。那位部級領導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麵，沉吟著。
這時，趙海川舉手示意發言。他穿著便服，但身姿筆挺，語氣帶著特有的冷靜和力量：“我從安全角度補充一點。我們監控發現，近期針對新版教材試點和‘血脈記憶’工程的輿論攻擊，有明顯的推手特征。煽動‘傷害minzu感情’、‘不利團結’等話術，與某些境外的長期用以分化、軟化我們曆史認知的策略高度吻合。他們害怕的，正是我們的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建立起基於真實曆史的、牢固的文明認同和國家認同。敵人反對的，往往正是我們做對的。在曆史教育問題上，我們絕不能因為外部噪音和內部某些過度的‘保護’心態而自縛手腳。”
領導緩緩點頭，最終開口：“情況清楚了。教材修訂，方向正確，原則必須堅持。曆史真相的教育，關乎國本民心，關乎複興的精神基石。當然，具體方法和度需要繼續摸索、完善，教師的培訓、家長的溝通、社會氛圍的引導，要同步加強。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真實的曆史，必須堂堂正正地告訴我們的後代。這本‘賬’，我們要和人民一起算清楚，不是為了沉湎悲痛，而是為了汲取走向未來的、不可撼動的力量。教育部牽頭，會同各方，儘快拿出全國推廣的細化方案和配套措施。散會。”
【曆史閃回線】
公元1946年1月，日本東京，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某保密會議室。
房間裡煙霧繚繞。長桌一側，坐著幾名美軍軍官和文職情報官員，為首的是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麾下負責科學情報的官員。另一側，是兩名穿著西裝、神情略顯緊張和討好的日本人——他們曾是日本陸軍軍醫學校和相關細菌戰研究機構的高級研究人員，此刻的身份是“配合調查的日方專業人士”。
桌上攤開著一些文件、照片和簡易圖表。美方負責人，一位名叫默裡（化名）的中校，用指節敲了敲一張圖表：“石井四郎，還有你們這支所謂的‘防疫給水部隊’，在中國哈爾濱等地進行的‘研究’，這些資料，你們保證是全部了嗎？關於鼠疫、炭疽、霍亂等病原體的野外實驗數據，關於人體耐受極限的數據，特彆是關於細菌武器的大規模投放可行性評估……”
一名日方人員趕緊鞠躬，用流利的英語回答：“閣下，我們已經提供了所有保存下來的、未及銷毀的核心實驗記錄摘要和部分人員名單。石井將軍……哦，石井博士，他非常願意配合盟軍，將其研究成果貢獻給……醫學科學事業。他認為，這些用……特殊方式獲得的數據，對於未來防禦此類威脅，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隻是……”
“隻是什麼？”默裡中校挑眉。
“隻是，考慮到這些數據的……特殊來源，以及可能引發的……法律和倫理爭議，石井博士和我們都希望，盟軍能夠確保提供資料的人員得到豁免，不被作為戰犯起訴。並且，這些資料應被嚴格保密，僅限於美方最核心的、具有相應安全權限的科研機構使用。”另一名日方人員補充道，眼中閃過一絲狡黠。
會議室裡安靜下來。美方人員相互交換著眼色。他們心知肚明，手裡這些沾滿無數中國、蘇聯等國平民和戰血腥味的數據，是魔鬼的禮物，但也是“科學”的捷徑。冷戰陰雲已現，與蘇聯的對抗需要一切可能的籌碼，包括這種駭人聽聞的“知識”。
默裡中校身體前傾，壓低聲音：“豁免的問題，我們可以向最高層轉達。但前提是，你們提供的資料，必須是真的、完整的、有價值的。我們要的是能用的‘科學成果’，不是垃圾。另外，所有知曉此事的人員，必須簽署最嚴格的保密協議。這件事，從未發生過。明白嗎？”
“完全明白，閣下！”日方人員如釋重負，連連點頭。
交易在煙霧和心照不宣中達成。石井四郎等731部隊核心戰犯，以交出全部細菌戰研究資料為條件，換取了美國庇護，逃脫了東京審判。那些用“圓木”生命換來的、殘酷的數據，被裝進標著“機密”的箱子，漂洋過海，成為美國德特裡克堡等生物武器研究機構的一部分基礎。
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對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控訴，因為美國的刻意阻撓和關鍵證據的“缺失”，被大大弱化，最終僅以寥寥數語帶過，主要責任人逍遙法外。
冰冷的交易，埋葬了更多“福根”們被世界知曉和伸冤的可能。魔鬼的賬本，被另一股力量悄然接過，鎖進了另一個國家的保險櫃，用於新的、可能同樣危險的“科學”目的。
正義的天平，在現實政治的籌碼前，一度傾斜。
曆史的真相，在冷戰的鐵幕下，被刻意冰封。
但賬本本身，無法被徹底銷毀。
交易的存在，無法被永遠掩蓋。
那些數據背後無數的冤魂，他們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等待被傾聽的控訴。
冰封的賬本，終有被陽光照到、冰雪消融的一天。
隻是那一天，需要有人付出極大的勇氣和毅力，去敲擊厚重的冰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