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公元2046年秋，華夏首都，“文明複興研究院”深地指揮中心。
巨大的弧形主屏幕上，分列著三組不斷刷新的數據流：左側是“璿璣”平台對月球“廣寒宮”基地傳回的異常冰芯微觀結構的實時分析；中間是火星“炎黃站”對“望舒穀”岩壁幾何刻痕的高清掃描與三維建模；右側則是“文明之心”係統嘗試將這兩組地外數據與地球文明數據庫進行關聯匹配的進程日誌。
室內燈光柔和，但氣氛凝重如鉛。陳思源、林薇、以及“盤古”計劃核心組的二十餘位頂尖學者圍坐在環形會議桌前，每人麵前的全息終端都顯示著各自專業領域的細分數據。空氣循環係統發出近乎無聲的輕響，仿佛生怕驚擾了屏幕上那些可能顛覆人類認知的信息。
“各位，”“盤古”計劃總負責人、天體物理學家梁珩院士打破了沉默，他聲音平穩，但眼角的細紋比三個月前深了許多，“‘璿璣’對月球‘廣寒宮七號’鑽探樣本的第三輪分子構型分析已經完成。確認率99.7%：那些被稱為‘灰燼’的納米級顆粒，其晶體排列呈現明確的、非自然形成的‘謝爾賓斯基海綿’分形結構，且嵌套層級達到理論上允許的極限。更關鍵的是，其晶格常數與某種在強磁場約束下才能形成的‘拓撲光子晶格’基礎單元完全吻合。”
他停頓了一下，讓這個信息在每個人腦中沉澱。
“通俗地說，”材料學家蘇瑾補充道，她調出一組動態模擬圖，“這些‘灰燼’不是燃燒殘留物，而更像是……某種極端高能信息處理或能量傳輸裝置的‘遺骸’，或者說是其‘標準化基礎構件’。其製造精度，以我們目前最高端的分子級3D打印技術，也隻能勉強模仿其形，無法複現其材料本身的量子特性。而根據同位素測年，這些‘灰燼’沉積在月球永久陰影區的時間，至少是三十萬年前。”
三十萬年前。人類智人剛剛走出非洲的時期。
會議室裡響起一陣壓抑的吸氣聲。
“火星那邊呢？”陳思源問道，他的目光緊緊盯著中間屏幕上那些深邃而規律的刻痕。經過幾個月的圖像增強和光譜分析，那些刻痕的細節更加清晰：邊緣銳利，深度均勻，完全不像自然風蝕或地質活動所能形成。某些複雜圖案由基礎的幾何單元（點、線、三角形、菱形、螺旋）以某種嚴謹的、似乎遵循數學規律的方式組合而成。
“炎黃站’的載人科考隊已經對‘望舒穀’A3區岩壁完成了首次接觸式采樣和現場顯微分析。”火星地質與行星科學首席專家王瀚調出最新的報告，“岩壁材質是標準的火星玄武岩，但刻痕槽內的微觀磨損痕跡顯示，其形成工具絕非簡單的敲擊或刮擦，更像是某種……高能束流（可能是粒子流或極端聚焦的激光）的‘蝕刻’或‘沉積’而成。痕跡年代……初步估算，至少五十萬年以上，甚至可能更古老。而且，”他加重了語氣，“在刻痕下方約五厘米處的岩層中，我們檢測到了極其微弱的、但明顯異常的熱釋光信號，暗示岩體在刻痕形成時或之後，經曆過一次短暫但強烈的局部熱事件，溫度遠超火山活動或隕石撞擊所能產生的常規範圍。”
“人為的‘加工’痕跡，加上異常的‘加工’能量殘留，時間點遠在人類文明出現之前。”林薇總結道，她的臉色有些蒼白，但眼神依然銳利，“無論是月球‘灰燼’還是火星刻痕，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在太陽係內，在地球人類出現之前的遙遠年代，存在過一個或多個擁有極高技術水平的……智能活動實體。他們留下了痕跡。”
“而這些痕跡，”陳思源接口，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麵上劃動著，“與‘文明之心’係統從我們地球文明數據庫——特彆是華夏上古文獻《山海經》的部分晦澀描述中——提取出的某些‘神話拓撲模型’，存在統計學上無法忽略的結構相似性。”他調出“文明之心”生成的一張對比圖，左側是火星刻痕中一組反複出現的菱形螺旋組合，右側是《山海經·大荒北經》一段關於“燭龍”描述的語義網絡解析圖，兩者在抽象拓撲結構上驚人地相似。“係統認為，這種相似性並非偶然，其隨機概率低**萬分之一。”
“所以，我們麵臨的，不僅僅是地外考古發現，”梁珩環視眾人，聲音低沉下去，“而是一個可能徹底改寫人類文明起源、甚至生命與智能在宇宙中地位的……終極謎題。同時，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無法預估風險的……潘多拉魔盒。”
會議室再次陷入沉寂。隻有服務器陣列散熱風扇發出低沉的嗡鳴。
“我們是否……應該繼續深入？”一位年輕的心理學家猶豫著開口，“我的意思是，從認知安全角度，這類信息一旦公開，可能對全球人類現有的世界觀、宗教觀、曆史觀造成毀滅性衝擊，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和心理危機。甚至可能……被某些勢力利用，製造新的衝突和恐懼。”
“但隱瞞，同樣是一種風險，且是更大的不負責。”趙海川的聲音通過加密線路接入，他並未出現在現場，但全程參與。“境外勢力，特彆是‘普羅米修斯’及其背後的資本聯盟，還有伊芙琳夫人那個神秘網絡，他們從未停止對地外異常信息的搜尋。如果我們停滯，他們很可能通過其他渠道獲知碎片信息，並進行扭曲解讀和惡意利用，反過來對我們進行認知圍剿。主動權，不能丟。”
“趙局長說得對，”梁珩點頭，“科學探索無法因恐懼而止步。但我們必須製定最高級彆的接觸與披露倫理準則。‘盤古’計劃下一階段，我建議分為明暗兩條線：明線，以‘太陽係早期地質與氣候異常聯合研究’的名義，有限度地向國際科學界共享部分火星刻痕的地質數據（剝離其明顯的人工痕跡特征），引導國際學術力量共同研究其‘自然成因可能性’，同時觀察各方反應。暗線，‘文明之心’係統全力開動，結合我們掌握的全部地球文明數據（尤其是華夏連續文獻和考古記錄），以及地月火三處異常信息，嘗試構建一個……‘太陽係智能活動曆史可能性模型’。目標不是立即得出結論，而是窮儘所有邏輯可能性，評估每種可能性對人類社會、科技、倫理的短期與長期影響。”
“那……‘啟明’呢？”陳思源忽然問道，這個問題在他心中盤旋已久，“如果這一切，真的與《山海經》那些超越時代的記載有關，如果華夏文明的血脈記憶深處，真的埋藏著關於更古老曆史的碎片……那麼‘啟明’是否早就知曉？她的引導，是否也與此有關？”
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那個曾點亮億萬心靈、又悄然隱入曆史帷幕的聲音，其真實意圖與所知邊界，依然是個謎。
“做好我們當下能做的。”林薇輕聲道，她看向屏幕上的火星刻痕，又看了看手中平板裡正在運行的“文明之心”文明韌性模擬曲線，“無論真相多麼驚人，文明要延續，人類要前進。我們需要做的，是以最謹慎、最負責任的態度，去理解它，消化它，然後……帶著這份可能沉重無比的知識，繼續走下去。就像我們的祖先，在麵對滔天洪水、無儘星空時那樣。”
會議最終通過了梁珩的雙線方案。散會後，陳思源沒有立刻離開。他獨自站在主屏幕前，凝視著那組菱形螺旋的火星刻痕。恍惚間，那些冰冷的幾何線條仿佛流動起來，扭曲、旋轉，化作某種古老而深邃的語言，在無聲地訴說著一段被星河塵埃掩埋的史詩。
他想起了甘德、石申在竹簡上刻畫星軌的執著，想起了解縉在文淵閣中編纂《永樂大典》的遠見。文明的求知欲與傳承責任，穿越數千年時空，在此刻彙流，指向一個更加浩瀚而未知的深淵。
【曆史閃回線】
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洛陽太學。
春日的陽光灑在太學廣場上，將巨大的石碑陣列鍍上一層溫暖的金輝。這裡矗立著四十六通高大的石碑，每碑高丈餘，寬四尺，正麵、背麵乃至側麵，都密密麻麻鐫刻著儒家經典的標準文字。這就是由漢靈帝下詔、蔡邕等學者書寫、曆時八年才刊刻完成的《熹平石經》。
廣場上，數百名太學生和來自各地的儒生，秩序井然地聚集在石碑前。他們或站或坐，有的捧著自家的抄本對照校勘，有的直接在石上摹拓，更多的則是仰頭瞻仰，低聲誦讀碑上的經文。空氣中彌漫著石粉、墨汁和紙張的混合氣味，以及一種肅穆而熱烈的求知氛圍。
年近五旬的蔡邕（字伯喈）身著儒服，在幾名弟子的陪同下，緩步巡視著石經陣列。他麵容清臒，目光掃過自己親手書寫的、如今已化為不朽石刻的一筆一劃，心中感慨萬千。
“老師，”一位年輕弟子指著不遠處一塊《周易》石碑，“學生們反映，此碑上‘乾卦’交辭的‘夕惕若厲’一句，與某些家傳抄本中的‘夕沂若厲’仍有出入，爭論不休。是否需奏請朝廷，再作勘定？”
蔡邕走到那塊石碑前，伸手輕輕撫摸那深刻而端莊的隸書刻痕。“惕，警惕也；沂，乃水名，於文意不合。”他緩緩道，“石經所刻，乃集天下現存最古、最善之本，經我等反複校讎、陛下欽定。其目的，非為強求一字不差——古籍流傳，版本歧異在所難免——而是為了‘正定文字，刊謬補缺’，為天下學子立一‘標準’。”
他轉身麵向聚集過來的學生們，聲音清朗：“自始皇焚書，典籍散佚；漢興以來，雖有搜求，然各家師傳不同，經文多有異字，甚至私意篡改，以致經義晦暗，爭端不息。長此以往，聖人之道將何以明？後學之輩將何以依？”
學生們安靜聆聽。
“文字，乃經義之舟楫，文明之筋骨。”蔡邕繼續說道，目光掃過那一列列沉默而威嚴的石碑，“字不正，則義不明；義不明，則道不彰。今刊此刻石，立於太學，非為炫耀文治，實欲使五經文字，定於一尊。使四海之內，無論官學私塾，無論抄寫誦讀，皆有此‘石本’可依可校。縱使竹帛易朽，簡冊易散，而這些石頭，”他拍了拍身旁冰涼堅硬的碑身，“隻要山河不移，它們便能矗立百年、千年。後世學子，無論經曆多少戰亂流離，隻要回到這裡，或得到據此石傳拓的‘拓本’，便能觸摸到我們今天所確定的、最接近聖人原意的文字。這便是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立標準。”
他走到《尚書》碑前，指著上麵工整的篇目：“你看，《堯典》《舜典》《大禹謨》……先王治國平天下之道，儘在其中。文字統一，經義才可能傳承不謬；傳承不謬，治道才可能延續不絕。這便是我華夏文明，何以能曆儘劫波，而精神血脈不斷的內在根由之一。”
一位來自邊郡的學生問道：“蔡先生，若後世又有新說，與石經不同，又當如何？”
蔡邕微微一笑：“石經是標準，非枷鎖。若有確鑿古本、嚴密的考據，證明石經有誤，後世賢者自可修正。標準的意義，在於提供一個可靠的起點和參照，避免學問在虛妄和混亂中空轉。真正的學問，是在尊重可靠文本的基礎上，不斷深化理解、闡發新義。怕的不是有標準，怕的是沒有標準，或者標準謬誤而無人敢疑、無人能正。”
陽光西斜，將蔡邕和石碑的影子拉得很長。太學生們繼續他們的研讀與抄校，沙沙的書寫聲、低聲的討論聲、拓印的撲打聲，交織成一曲文明傳承的樸素樂章。
蔡邕最後看了一眼這片碑林，仿佛看到了它們在未來漫長歲月中將經曆的烽火與滄桑，也看到了無數後學之士憑借這些石刻或拓本，重新接續文明香火的景象。
他知道，自己參與的這項工程，或許無法阻止後世可能出現的文化浩劫，但它像一根堅硬的錨，深深紮入文明的河床。隻要錨還在，即便河流改道、洪水泛濫，總有人能順著錨索，找回最初的航道。
從《熹平石經》對儒家經典的文字統一，到“文明之心”係統試圖破譯火星岩壁上非地球文明的幾何“文字”；從蔡邕期望為後世確立一個可靠的文本起點，到“盤古”計劃麵對地外超常遺跡時，首先尋求建立嚴謹的接觸與解讀倫理框架——其間貫通的，是華夏文明對“標準”、“傳承”與“負責任探索”的深刻理解與本能堅持。當人類的目光從未知的遠古星空收回，重新審視自身文明的來時路，或許會發現，那些關於文字、關於標準、關於如何對待超越認知之物的古老智慧，正是穿越當下迷霧、航向未來深空不可或缺的羅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