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那麼誇張。”我說，“就日常記錄。我需要一台專業的攝影機，一些基礎設備，還有……剪輯用的電腦。”
“我現在就安排！”秦晝立刻拿出手機，“姐姐要什麼型號？ARRI？RED？索尼最新款？”
“普通的就好……”
“不行！”他打斷我，“姐姐的作品，必須用最好的設備！這樣，我讓助理把市麵上所有頂級設備都買一套，姐姐挑著用！”
“秦晝，”我無奈，“紀錄片不需要那麼多設備。一台可靠的攝影機，幾個鏡頭，錄音設備，就夠了。”
“那就買最好的！”他堅持，“姐姐，這是你複出的第一部作品，必須完美！”
他已經在打電話了：“陳默，聯係器材公司，把最好的紀錄片拍攝設備列個清單……對，現在就要。預算無上限。”
他掛了電話，眼睛亮晶晶地看著我：“姐姐，還有呢？需要團隊嗎？燈光師、錄音師、助理……”
“就我一個人。”我說，“這是個人項目。”
“那怎麼行！姐姐會累的！”秦晝皺眉，“至少需要個助理幫你拿設備，或者……”
“秦晝。”我打斷他，“這是我的作品，聽我的。”
他愣了一下，然後點頭：“好，聽姐姐的。”
但他又補充：“不過我會在旁邊陪著。姐姐需要什麼，隨時告訴我。”
那天晚上，秦晝處於一種亢奮狀態。他飯都沒好好吃，一直在查資料、打電話、安排事情。
我聽到他在書房裡對助理說：“對，明天早上九點前，設備必須送到。還有，把三樓那間空房間改造成剪輯室，隔音要做好，設備按最高標準配……”
我坐在客廳裡，看著他在燈光下忙碌的背影，心情複雜。
我提出拍紀錄片，初衷很簡單：一是給自己找點事做，保持專業能力；二是用鏡頭觀察秦晝，理解他的偏執根源；三是……也許，也許能通過這個項目，讓他逐漸放鬆控製。
但秦晝的理解完全跑偏了。
他把這當成我的“認可”，當成我“願意看著他”的證明。他甚至可能覺得，這是我要和他“共同創作”的信號。
晚上十點，他拿著一遝打印出來的資料來找我。
“姐姐，我看了些紀錄片拍攝的資料。”他說得很認真，“拍攝周期、主題規劃、人物訪談……我覺得我們應該先確定主題和風格。姐姐想拍什麼樣的？人物傳記式？日常觀察式？還是……”
“日常觀察。”我說，“記錄你在這裡的生活。”
秦晝的眼睛又亮了：“那……姐姐會一直拍我嗎？每天？”
“看情況。”
“我會配合的！”他立刻說，“姐姐想拍什麼就拍什麼，想什麼時候拍就什麼時候拍。我保證不躲鏡頭，不回避問題。”
他說得那麼真誠，我幾乎要愧疚了。
但想起那道鎖著的門，想起那些標記的睡衣，想起那份監護文件——愧疚感又消失了。
“秦晝，”我說，“拍攝過程中，我可能需要問你一些問題。關於你的想法，你的過去，你的……一些行為。”
“都可以問！”他毫不猶豫，“我對姐姐沒有秘密。”
這句話他說得太快，快得不像真的。
“那間儲藏室，”我試探，“裡麵真的隻有舊物？”
秦晝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恢複：“當然。姐姐不信的話，明天我們可以一起整理。”
“好。”
他看著我，眼神柔軟：“姐姐，謝謝你。”
“謝我什麼？”
“謝謝你……願意了解我。”他輕聲說，“以前你總是躲著我，不想知道我在想什麼。現在你主動要拍我，要觀察我……我很高興。”
他靠過來，額頭輕輕抵著我的額頭：
“姐姐終於，願意看我了。”
這個姿勢太親密，我下意識想後退，但他伸手環住我的腰，力道很輕，但不容掙脫。
“姐姐，”他在我耳邊說，“我會讓你看到最好的我。我保證。”
他的呼吸拂在我耳畔，帶著雪鬆的清香。
我身體僵硬，但沒推開他。
因為在這一刻，我忽然意識到：這個拍攝項目，可能不僅僅是我觀察他的工具。
也可能成為他“表演”的舞台。
他會給我看他想讓我看的樣子，隱藏他想隱藏的部分。而我，要通過鏡頭，看穿那些表演，看到真相。
這是一場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博弈。
而賭注，是我的自由。
“秦晝，”我說，“拍攝明天開始。”
他鬆開我，眼睛彎成月牙：“好。我準備好了。”
他離開後，我坐在沙發上，看著窗外的夜景。
手機忽然震動——晚上十一點，不是權限時間。我拿起來，看到是秦晝發來的消息：
“姐姐，我讓陳默訂了十台不同型號的攝影機，明早到。你喜歡哪個就用哪個，不喜歡的我捐給電影學院。”
然後是第二條：
“還有，我讓人在三樓布置了專業的剪輯工作站。雙屏，頂配，存儲空間100TB，應該夠用。”
第三條：
“姐姐晚安。期待明天。”
我放下手機，走到窗邊。
玻璃映出我的臉，表情複雜。
秦晝在為我的“作品”興奮，在為我的“關注”狂喜。
他不知道，這可能是刺向他的刀。
也可能，是困住我的網。
但無論如何，遊戲開始了。
從明天起，鏡頭開啟。
而我，既是導演，也是演員。
既是觀察者，也是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