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兵者，亦欣然願為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為奴隸而已矣。縱遣歸田，如奴隸之得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
無彊悍不受役之氣，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資，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則役於邊臣，居則役於長吏，一時不審，役以終身，先世不謀，役及後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骴骼不返、而後怨毒填胸矣。
是張說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十萬之農民於奉拚除、執虎子、築毬場、供負荷之下。故軍一罷，而玄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改為長從漸改為獷騎。窮之必變，尚可須臾待哉？而論者猶責玄宗、張說之改製異於古法，從事於君子之道以垂法定製而保國安民者，不宜如此之鹵莽也。
所患者，法弊已極，習相沿而難革，雖與更張，害猶相襲。故自說罷邊兵而邊空，長從彍騎製未定而不收其用，邊將承之，畜私人，養番兵，自立軍府，以釀天寶之亂。
蓋自府兵調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無兵，而一旦撤歸，芻糧贏餘，唯其所為，而朝廷固莫之能詰也。數十年府兵之流禍，而改製之初受之，乃舉而歸過於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遊之說輕談天下事邪？
十二
一議也，而以私與其閒，則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稱持大體、務遠圖之大臣，未有不雜公私以議國事者，故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撓而相脅。
玄宗與宰相議廣州刺史裴伷先之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也，且所以養廉恥也。”其言韙矣，允為存國體、勸臣節之訏謨矣。
既而又曰：“宰相時來則為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此與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說同。苟懷此心以倡此說，傳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將曰：士大夫自護其類以抗上而避害，蓋古今之通習，其為存國體、獎士節，皆假為之辭，不可信也。
賈誼以不辱貴大臣諫文帝，亦與說略同，而誼以新進小臣，非絳、灌之伍，自可昌言而無諱。說懷“行及我輩”之心，與同官噂遝以語，則不可令人主聞，而開後世臣主猜防之釁。念一移而言隨得咎，過豈在大哉？
且夫士之可殺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挾持以覬上之寬我於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寧靜，絕賄賂之門，飭子弟之汰，謝遊客之邪，息黨同之爭，卓然於朝右，而奚笞辱之足憂？誠有過也，則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則辭祿以歸耕。
萬一遇昏暴之主，觸婦寺權奸之忌，而辱在不免，則如高忠憲攀龍之池水明心，全肢體以見先人於地下。又其不幸，固義命之適然，雖辱而榮者。
規規然計及他日之見及，而製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門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無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
說自詡其識之及遠，而自君子觀之，何以異於胥史之雄，鉗製其長吏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
天下之公理，以私亂之，則公理奪矣。君臣之道喪，唐、宋之大臣自喪之也。於是而廷杖詔獄之禍，燎原而不可撲矣。
十三
春秋紀晉盟諸侯於商任，以錮欒氏，譏其不能撫有，而又重禁之於人國，為已甚也。封建之天下，國各私其人，去其國則非其人，於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
而碩鼠之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士。”亦挾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貳，衰世之風，不可止矣。
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縣而非一王之土？為守令者，暫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無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給於養，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於是乎有去故土、脫版籍而之於他者。
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賈者賈，何損於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詖辭也，惡足聽哉？
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勝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驟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撿括之而押還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遠徙，抑之使還，致之死也。
開元十年，敕州縣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問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從來，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閭宗族之代輸，然後因所業而徐定其賦役，則四海之內，均為王民，實不損，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
然則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磽，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簡，所從來者非一日也。轉徙多，則相其陂池堤防之便而化其土，問其徭役墮積之敞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專，乃撫治大臣所任也。
邑多新附之民，可賞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賢不肯，能及於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以小惠誘人之來徙者，又非法之所許也。
無曠土，無曠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土者仕、農者氓，安集之令，猶為贅設也乎！
十四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於漕運，非可為萬世法者乎？壅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險以求便，莫如囚時而避險；徑行以求速，莫如轉遞以相續。
江河各一其理，南北舟工各一其習，水之漲落各一其時，舟之大小各一其製。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曆數千裡之曲折，崖闊水深，而限之以少載；灘危磧淺，而強之以巨艘。
於是而有修閘之勞；撥淺之擾，守凍之需遲，決陽之阻困；引洪流以蝕地，亂水性以逆天，勞攰生民，縻費國帑，強遂其徑行直致之拙算，如近世漕渠，曆江、淮、汶、泗、河、濟、漳、沽，曠日持久，疲民耗國，其害不可勝言，皆唯意是師，而不達物理者也。
於天下之務者，因天之雨暘，就地之險易，任人之智力，為其所可為，不強物以自任；則以理繁難、試艱危、通盈虛、督偷窳、禁盜侵，無不勝也，自宋以後，議論猥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術，求勝於天時、人事、物力，而強以從己而已矣。唯唐有才臣，方之後世，何足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