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陽光穿透城市高樓的縫隙，在濕漉漉的街道上投下吝嗇而短暫的光斑。空氣裡懸浮著細塵與揮之不去的寒意，像一層薄紗裹著整座城。年關的喧囂已在街角醞釀，煙花爆竹的零星試響、市集攤位的叫賣聲，像一層浮油覆蓋在日常之上，熱鬨卻虛浮，終究驅不散底下沉積的冰冷與沉寂。
林家客廳裡，周晴新買的“節節高升”綠植蔫蔫地立在窗台，葉片邊緣泛著不健康的焦黃，顯然沒適應室內的溫度。林澈幫忙貼的窗花歪歪斜斜，邊角還卷著邊，周晴卻沒有重貼，而是用膠帶固定住，說“這是孩子的心意”。林國棟寫的“福”字疊在茶幾一角，紅紙已經發皺，墨跡已然乾透。林海難得連續幾天準時回家吃晚飯，但手機總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屏幕偶爾亮起，他掃一眼的瞬間，眉頭會不易察覺地蹙起，轉瞬又及時的鬆開。
打破平靜的，不是警隊急促的呼叫，而是陳久安午後打來的一通電話。電話那頭，他的語氣依舊溫和，帶著慣有的沉穩，卻讓林國棟擱茶杯時，瓷杯與桌麵碰撞發出一聲清晰的輕響。
“老林，有件事，我覺得或許能聽聽小澈的看法。”陳久安頓了頓，似乎在斟酌措辭，“先說明，不是案子，至少現在還不算。是市局心理援助中心轉介來的一份‘異常行為’報告，來自市第七人民醫院的兒科。”
兒科。異常行為。這兩個詞讓林國棟的心微微一沉。他抬眼看向客廳地毯上，正安靜翻看《國家地理》兒童版的林澈——那是周晴挑選的兒童讀物。
“你說。”林國棟的聲音壓低了幾分，透著謹慎。
“一個六歲的小男孩，叫童樂。半個月前因為急性肺炎入院，治療很順利，身體恢複得不錯。”陳久安的語速放慢，“但入院大概一周後，他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行為。總對著病房空著的牆角‘說話’，說那裡站著個‘穿灰衣服的叔叔’，一直在看著他。”
“孩子想象力豐富，可能是病中無聊，或者看了什麼嚇人的動畫片吧？”林國棟下意識地找著合理的解釋。
“起初醫院也這麼認為，但後來發現不對勁。”陳久安的聲音多了幾分凝重，“童樂對那個‘叔叔’的描述越來越具體：‘灰衣服很舊，胸口有顆扣子掉了’‘手指頭又細又長，像樹枝’‘不說話，就站著看，有時候會歎氣，歎氣流很輕’。他還能模仿那種歎氣聲，細弱得幾乎聽不見。更奇怪的是，他開始拒絕靠近病房的衛生間，說‘叔叔不喜歡那裡，有不好的味道’。”
林國棟握著話筒的手指不自覺收緊。
“老林，關鍵在於，”陳久安的語氣沉了下來，“第七人民醫院那棟兒科住院樓，是十年前在老院區基礎上改建的。十五年前，那裡還不是兒科，曾發生過一起護工失蹤案。失蹤的護工姓杜，叫杜明，是個男性，性格孤僻，平時總穿一件洗得發灰的舊工作服。而且據說他幼年時手指凍傷過，比常人纖細很多。這些細節，和童樂描述的‘灰衣服叔叔’幾乎吻合。”
陳久安繼續說道：“當年杜明是夜班時失蹤的，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成了懸案。他最後被人看見的地方，就在如今童樂病房斜對麵的區域，現在改成儲物間了。我們問過醫院的人，這案子年頭太久，年輕醫護都不知道，童樂的父母是外地來的生意人，更不可能聽說。心理醫生說，童樂的繪畫和敘述裡，透著一種對‘沉默凝視’的本能感知，不像是單純的幻想。”
掛斷電話，林國棟在客廳裡站了很久，目光落在林澈身上。這孩子，似乎總能捕捉到那些被忽略的、隱秘的線索。
“爺爺，是陳爺爺的電話嗎？”林澈合上雜誌，仰起小臉問。
林國棟走過去坐下，儘量用平緩的語氣，把童樂的事情轉述了一遍，刻意避開了“失蹤”“懸案”這些沉重的詞，隻說醫院裡有個小朋友，總說看到奇怪的叔叔，大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林澈聽得很認真，小眉頭微微蹙起，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雜誌封麵。
“我們能去看看他嗎？”林澈忽然問，“他說的話，可能沒人相信，所以才一直說。”
林國棟心裡一歎，這孩子終究是共情了。他沒立刻答應，等林海晚上回來，和周晴開了個簡短的家庭會議。
周晴擔憂的說：“小澈剛安穩幾天，醫院那種地方多亂啊，又是這種怪事，萬一嚇到他怎麼辦？”她緊緊地抱著林澈。
林海沉默地抽著煙，眉頭緊鎖。他理解妻子的擔憂，卻也被陳久安的話勾起了疑慮——當年那起護工失蹤案，他有印象，卷宗乾淨得過分，總透著點不對勁。
“爸，您怎麼看？”林海看向父親。
“陳久安不是會小題大做的人。”林國棟歎了口氣，“而且這件事目前看沒有直接危險。讓小澈去看看，或許能幫那個孩子，也能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堵不如疏，小澈的能力在那兒，我們護不住他一輩子。”
周晴還想說話，卻對上林澈清澈的眼睛。“媽媽，我會待在你身邊，不跑遠。”林澈輕聲說，“那個小朋友可能很害怕。”
最後，周晴答應了，條件是她全程陪同，寸步不離。周末，林國棟、周晴帶著林澈前往醫院，林海則去局裡調閱當年杜明失蹤案的詳細卷宗，尋找被忽略的蛛絲馬跡。
車子駛離市區，窗外的陽光越發黯淡。一場圍繞著孩童詭異敘述與十五年懸案的探尋，即將在醫院那間彌漫著消毒水味的病房裡，悄然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