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時，調查“舊日創傷”方向的偵查員傳來重大進展：他們發現了一起十五年前的舊案。當時，城南那家老電影院還營業時，曾發生過一起未成年少女被猥褻的事件。嫌疑人是電影院的一名年輕檢票員，但最終因為證據不足（主要靠少女口述，且受到驚嚇後陳述有反複），嫌疑人被釋放，隻被開除處理。那名少女當時十四歲，事件後精神受創，休學一年，後來隨家庭搬離。
而當年那名被釋放的檢票員，正是第三名死者劉建明的表哥！劉建明當時已成年，據說曾為表哥四處奔走，甚至可能威脅過受害少女家庭。
這起舊案，很可能就是凶手的創傷源頭之一！那麼，凶手很可能與當年那名受害少女有關聯——可能是她的家人、朋友，或者，就是她本人（如今已二十九歲）！
警方立刻尋找當年那名少女及其家人的下落。發現少女一家搬離後，父親不久病逝，母親改嫁，少女改了名字，艱難完成學業，如今在本市一家不大的社會公益組織工作，負責社區調解和幫扶。她的名字現在叫沈墨。
沈墨，二十九歲，未婚，獨居。工作認真，性格沉靜，甚至有些孤僻，但接觸過的人評價她“很有正義感”、“原則性很強”。她所在的公益組織，經常接觸各種社區糾紛和家庭矛盾，使她有機會深入了解許多人的背景和“汙點”。
而且，這家公益組織的活動範圍，恰好覆蓋了前四名死者所在的社區或相關區域！沈墨完全有可能在工作接觸中，了解到這些死者不為人知的道德瑕疵。
更重要的是，調查發現，沈墨的父親，當年就是那家紡織廠的工人，因工傷早逝；母親曾是國營商店的售貨員，後來下崗；沈墨自己大學期間，曾長期在社區圖書館做誌願者！
全部對應上了！四名死者對應的“舊職業”和“舊場所”，都與沈墨生命中重要的人或她自己的經曆緊密相關！
沈墨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她具備動機（為童年創傷複仇，並為類似受害者“伸張正義”）、能力（工作便利獲取信息，公益組織身份便於接觸各種人和舊物）、以及心理基礎（創傷後可能形成的偏執正義觀）。
警方立即對沈墨進行秘密監控和調查。發現她獨居的公寓裡，有大量舊物收藏，包括一些老式工作服。她的電腦搜索記錄顯示，她曾多次搜索幾名死者的公開信息和一些法律無法製裁的“小惡”案例。她的出行記錄也與案發時間和地點有重合。
然而，要實施如此乾淨的謀殺，尤其是搬運腳鐐、製服等物品，並製服成年男性（如張彪、劉建明），沈墨一個身材中等的女性，單獨完成似乎有困難。她是否有同夥？或者，使用了某種手段（如藥物）先製服受害者？
就在警方準備申請搜查令，並考慮接觸沈墨時，林澈又一次提供了關鍵視角。
晚上，林海在書房整理沈墨的資料，林澈在旁邊畫畫。他畫了一個小女孩，站在一個大大的天平後麵，天平一端是個黑影小人，另一端是黑色的砝碼。小女孩手裡拿著粉筆。
“爸爸，如果這個小姐姐心裡很難過，她畫天平的時候，會不會把自己也畫進去？”林澈忽然問。
“什麼意思？”
“就是……她是不是覺得，自己也是那個‘砝碼’？很重很重，壓下去，才能讓壞人那邊翹起來？”林澈指著畫上黑色的砝碼，“因為她心裡的難過，很重很重。”
林海看著畫，又看看沈墨的照片。照片上的沈墨眼神平靜，深處卻似有化不開的沉鬱。如果她真的就是凶手，那麼她不僅僅是審判者，她將自己承受的痛苦（砝碼），作為衡量和懲罰罪行的標準。她的每一次謀殺，都是一次將內心沉重的創傷“壓”下去，試圖獲得短暫平衡的行為。但這平衡注定是虛假的，隻會讓她在深淵中越陷越深。
“小澈，如果這個小姐姐真的是凶手，你覺得，怎樣才能讓她停下來？”林海問了一個沉重的問題。
林澈咬著嘴唇，想了很久：“要有人告訴她，壞人不該她來打。要有人……抱抱她，跟她說，那個壞人以前欺負她，不是她的錯。她的‘重’，可以慢慢放下來，不用拿去壓彆人。”
孩子的話簡單，卻直指核心：創傷需要的是療愈和放下，而非傳遞與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