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問過他們嗎？”
這句話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林海腦中一直糾結的一個結！知情同意！阿爾茨海默症晚期、帕金森病晚期、嚴重COPD的老人，在法律和倫理上，已經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無法對自己的生死做出有效決定。即使他們簽署過“預立醫療指示”，那也是在清醒時對未來某種情況的意願表達，且通常有嚴格的法律程序和醫療判斷限製，絕不包括由他人主動實施的非法剝奪生命！
凶手無論將自己的行為粉飾得多麼“仁慈”，其本質都是未經同意、擅自決定他人生死的謀殺！這是對生命自主權的極端踐踏。
林澈的無心之問，讓林海更加明確了凶手的核心扭曲：將自己視為高於個人意願和法律的“終極決策者”。
第二天，林海調整審訊策略，重點與有嫌疑的蘇雨進行深度心理交鋒。他不再單純追問作案細節，而是探討生命倫理、知情同意、以及“誰有權力決定他人生命終點”的問題。
蘇雨起初還能冷靜應對，引述一些哲學和倫理學觀點來為自己可能的立場辯護。但當林海尖銳地問出：“陳伯年教授在最後那一刻，是否用你能理解的方式，明確請求你結束他的生命？還是說，隻是你‘認為’他該結束了？”時，蘇雨的眼神出現了動搖。
“我……我看得出來他很痛苦……”蘇雨辯解。
“你看得出來？依據是什麼？醫療記錄顯示他生命體征平穩，疼痛控製良好。你的‘看出來’，是不是摻雜了你個人對‘無價值生命’的判斷？”林海步步緊逼，“劉玉芬老太太昨天還讓護理員幫她找一張她孫女的照片，趙建國老爺子前天還在聽收音機裡的戲曲。這些細微的、對生命的眷戀，你看見了嗎？還是選擇性地忽略了，隻看見你想看見的‘痛苦’？”
蘇雨的臉色漸漸蒼白。林海的話，剝開了她行為背後那個自以為是的“崇高理由”，暴露出其下隱藏的，是一種冷漠的、將他人生命物化和工具化的心態——她需要借由“幫助”這些老人“解脫”，來驗證自己那套關於生命尊嚴的偏執理論，甚至獲得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和掌控感。
“我沒有……”蘇雨的聲音低了下去。
“你有。”林海拿出三個現場遺書的複印件，“這些遺書，文筆理性冷靜，甚至帶著文學性，根本不是那些連話都說不清的老人家能寫出來的。這是你的手筆吧？你不僅在剝奪他們的生命，還在替他們偽造‘遺言’，篡改他們的人生終章。這不是幫助，這是最徹底的侮辱和掠奪。”
麵對邏輯和倫理的雙重詰問，以及警方逐漸收緊的證據鏈（在她的個人電腦隱藏文件夾裡，發現了遺書的電子草稿；她的購物記錄顯示她購買過可用於複製鑰匙的工具；有護理員反映曾看到她深夜在安養院走廊徘徊），蘇雨的心理防線終於崩潰。
她承認了所有罪行。
動機正如側寫：她深信這些患有嚴重神經退行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生命已無“質量”和“尊嚴”，活著隻是痛苦和負擔。她認為現有的“預立醫療指示”和臨終關懷都不夠“徹底”，她要以自己的方式，“仁慈”地幫助他們“解脫”。選擇安養院，是因為這裡聚集了她認為“最符合條件”的對象。她利用誌願者身份接近觀察，利用偷偷複製的鑰匙深夜潛入，利用她對老人病情和常用藥物的了解，選擇不同的方式實施（過量給藥、調整氣體）。偽造遺書，是為了讓死亡看起來“合理”且“有尊嚴”，同時也是她內心戲劇的一部分——她認為自己在替這些無法表達的人，說出“正確”的告彆。
她甚至為自己製定了“時間表”，計劃“幫助”更多她認為“需要解脫”的老人。在她扭曲的認知裡，這不是謀殺，而是“神聖的送彆”。
案子破了。蘇雨被逮捕，麵臨多項謀殺指控。安養院進行了徹底整頓，加強了安保和藥物管理。
然而，案件帶來的陰影和思考遠未結束。關於生命終點、自主權、醫學倫理、以及社會如何真正關愛與尊重脆弱生命的討論，長久地回蕩在人們心中。
林海在結案報告中沉重地寫道：“……凶手以‘仁慈’為名，行謀殺之實，其本質是對生命自主權的僭越和對個體價值的極端漠視。此案警示我們，在麵對生命末期的複雜倫理問題時，必須恪守知情同意、尊重個體意願（包括其可能變化）、嚴格遵循法律與專業倫理規範。任何超越此界限的‘善意’，皆可能滑向以自我為中心的殘忍。社會需建立更完善的臨終支持體係，緩解痛苦，維護尊嚴，但絕不可將‘解脫’異化為對生命的任意剝奪。”
晚上，林海回到家，緊緊抱住了林澈。兒子那句“他問過他們嗎？”一直縈繞在他耳邊。是啊，真正的仁慈，不是自以為是的給予或剝奪，而是耐心的詢問、仔細的傾聽、和對他人選擇（哪怕那選擇是艱難地活著）的尊重。
“小澈，謝謝你。”林海低聲說。
“謝我什麼，爸爸？”林澈不解。
“謝謝你提醒爸爸，要永遠記得，問一問。”林海看著兒子清澈的眼睛，“問一問彆人想要什麼，而不是我覺得他應該要什麼。”
窗外，冬夜的星空清冷而高遠。每一顆星辰，無論明亮還是黯淡，都有其存在的軌跡和意義。而人間生命的尊嚴，正在於這份不可替代、不容篡改的獨特性，直至其最後一刻的低語，也應由生命自己言說，或選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