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末，蒙古高原的寒風正濃，諾門罕草原與張鼓峰山區的硝煙終於散儘。持續數月的日蘇邊境血戰，以雙方代表團在莫斯科簽訂《日蘇邊境停戰協定》落下帷幕——日軍雖在戰術上占據優勢、傷亡遠小於蘇軍，卻因李辰麾下40萬合成化集團軍陳兵華北、東北邊境，無力擴大戰事；鋼鐵大叔則深知蘇軍經大清洗後戰力孱弱，再打下去恐遭更大損失，且需集中精力應對歐洲局勢，遂順水推舟同意罷戰。這場突如其來的停戰，讓日蘇雙方都獲得了喘息之機，更催生了兩國軍隊針對性的改革，意外促成了彼此戰鬥力的躍升，也讓暗中觀察的李辰始料未及。
此次日蘇衝突，從秋天持續至冬天，雙方在諾門罕草原的坦克大戰、張鼓峰山區的陣地拉鋸中反複鏖戰，戰況之慘烈遠超原位麵。日軍憑借經過改革的裝甲集群、靈活的戰術協同與過硬的士兵素養，始終占據戰場主動權：諾門罕草原上，日軍裝甲旅團多次撕開蘇軍防線，零式戰機牢牢掌控製空權，對蘇軍集群實施精準轟炸；張鼓峰山區，日軍依托地形優勢，以步坦協同戰術逐個拔除蘇軍據點，化學武器與火焰噴射器的運用更是讓蘇軍損失慘重。
即便有朱可夫坐鎮指揮，采取“防禦消耗”的保守策略，蘇軍仍未能挽回頹勢。大清洗留下的後遺症暴露無遺：指揮體係混亂，各部隊協同失靈，往往是坦克部隊孤軍突擊、步兵部隊跟進遲緩；士兵訓練不足，反坦克武器匱乏，麵對日軍的九七式改進型坦克，隻能依靠人肉爆破或少量反坦克炮進行零星抵抗；後勤補給不暢，嚴寒天氣下士兵缺衣少食，凍傷減員甚至超過戰鬥減員。
停戰協定簽訂後，雙方的傷亡數據觸目驚心：日軍陣亡1.6萬人、重傷1.8萬人、失蹤3000餘人，總傷亡約3.8萬人，僅為參戰兵力（12萬人）的31%；而蘇軍陣亡4.5萬人、重傷2.8萬人、失蹤7000餘人，總傷亡高達8萬人，占參戰兵力（15萬人）的53%。這樣懸殊的傷亡比例，即便在朱可夫的竭力防禦下，仍成為蘇軍建軍以來的一大恥辱，也讓日軍更加堅信自身軍事改革的正確性。
然而，日軍雖勝，卻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多支裝甲旅團的坦克損耗率超過40%，零式戰機因高強度作戰出現零部件老化問題，後勤補給線在蘇軍的零星反擊下屢遭襲擾。更關鍵的是，李辰麾下的51集團軍已在察哈爾完成部署，59式坦克集群、重裝炮旅的存在，讓日軍不敢將北方戰場的兵力南調，隻能選擇見好就收，與蘇軍罷戰言和。
日蘇衝突的勝利，讓日軍陸軍高層更加堅定了“裝甲化、協同化”的改革方向。此次衝突雖暴露了日軍的優勢，但也凸顯出諸多短板：裝甲集群的持續作戰能力不足、多兵種協同在複雜地形下易脫節、後勤補給難以跟上突擊節奏。基於這些教訓，日軍啟動了新一輪“精準化”軍事改革，進一步強化戰力。
在指揮體係上，日軍摒棄了以往“師團級粗放指揮”的模式，推行“師團級精準指揮”——將裝甲旅團、步兵旅團與炮兵旅團整合為“突擊集群”，每個集群配備專屬的指揮車、通訊分隊與偵察部隊，實現“空地一體、步坦協同”的扁平化指揮。同時，選拔在日蘇衝突中表現優異的基層軍官，充實到指揮崗位，淘汰僵化保守的老牌將領，提升指揮體係的靈活性與實戰性。
在部隊編製上，日軍將原有4個獨立裝甲旅團擴編為8個，每個裝甲旅團新增1個反坦克炮連、1個防空連與1個維修保障營，增強持續作戰與防空、反裝甲能力。針對諾門罕草原的坦克大戰經驗，日軍優化了裝甲集群的配比，減少輕型坦克數量，增加九七式改進型中型坦克與新型重型坦克（借鑒德國技術，正麵裝甲增厚至80毫米，配備75毫米長身管火炮）的列裝比例，提升裝甲集群的攻堅與對抗能力。
在戰術訓練上，日軍重點強化“複雜地形協同作戰”與“精準火力打擊”。模擬張鼓峰山區的地形，開展山地裝甲作戰訓練，訓練坦克部隊在狹窄地形的機動、隱蔽與協同；借鑒李辰部隊的火力支援模式，將炮兵部隊與裝甲部隊進行常態化協同訓練，實現“坦克突擊、火炮掩護、戰機支援”的無縫銜接。同時，加強後勤部隊的機動化建設，配備更多輪式補給車與裝甲救護車，提升戰場物資轉運與傷員救治效率。
此次改革後，日軍陸軍的戰力實現了質的飛躍：裝甲集群的突擊精度與持續作戰能力大幅提升，多兵種協同更加默契，指揮反應速度更快，相較於日蘇衝突前，整體戰力提升了30%以上，成為一支更擅長“精準突擊、快速製敵”的機械化強軍。
與日軍的“勝利式改革”不同，蘇軍的改革源於一場慘痛的慘敗。8萬餘人的傷亡，讓鋼鐵大叔深刻認識到蘇軍的致命缺陷：指揮體係僵化、軍官素質低下、部隊編製臃腫、戰術思想落後。為洗刷恥辱、重建戰力，鋼鐵大叔下令以日蘇衝突的慘敗為鏡鑒，在蘇軍內部推行大刀闊斧的“精兵簡政”改革。
首要任務是整頓指揮體係。鋼鐵大叔暫時擱置了部分政治審查，恢複了一批在大清洗中被冤枉的優秀軍官的職務，重新確立軍官在部隊中的指揮權威；淘汰了大量缺乏實戰經驗、隻會機械執行命令的冗餘指揮人員，將指揮層級從“集團軍軍師團營”簡化為“集團軍師團”，實現指揮體係扁平化，提升命令傳達與反應速度。朱可夫被任命為蘇軍總參謀長，全麵負責軍事改革，將日蘇衝突中總結的防禦戰術、反坦克經驗推廣至全軍。
其次是優化部隊編製與裝備。蘇軍大幅削減步兵部隊的冗餘兵力，將節省下來的資源向裝甲部隊、炮兵部隊與防空部隊傾斜，組建了多個獨立裝甲集團軍，將來配備新型T34坦克（在日蘇衝突的反坦克教訓中加速研發，正麵裝甲增厚至60毫米，配備76.2毫米火炮）與KV重型坦克；加強反坦克部隊建設，大量列裝45毫米反坦克炮、火箭炮與便攜式反坦克步槍，構建多層次反坦克防禦體係；同時，強化士兵的基礎訓練，增加體能、格鬥、武器操作與戰術協同的訓練時長，提升士兵的實戰能力。
最後是革新戰術思想。蘇軍摒棄了以往“人海戰術”的陳舊理念，學習日軍的裝甲集群戰術與李辰部隊的多兵種協同經驗，強調“集中優勢兵力、精準打擊敵弱點”；針對日蘇衝突中防空薄弱的問題，加強防空部隊與地麵部隊的協同訓練，構建中遠程防空與近程防空相結合的立體防空網；同時，總結出“縱深防禦、彈性阻擊、集中反擊”的戰術模式，重點提升部隊的防禦韌性與反擊能力。
日蘇雙方的改革，都達到了預期效果——日軍變得更“銳”，擅長精準突擊、快速製敵；蘇軍變得更“韌”，擅長縱深防禦、頑強反擊。這一結果，是李辰始料未及的。原本以為日蘇衝突會讓雙方兩敗俱傷、戰力受損，卻沒想到這場血戰反而成為了兩國軍隊的“磨刀石”，讓他們在實戰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最終實現了戰力的躍升。
消息傳到濟南，李辰在軍事會議上神色凝重：“我們原本想坐山觀虎鬥，讓日蘇相互消耗，卻沒想到他們反而借這場衝突完成了蛻變。日軍的機械化戰力更強，蘇軍的防禦與反擊能力更優，未來我們收複東北、應對國際局勢時，將麵臨更難纏的對手。”
麾下將領們也紛紛表示擔憂：“日軍的裝甲集群經過改革，戰力已不可同日而語；蘇軍經此一役，徹底走出了大清洗的陰影，成為更難啃的硬骨頭。我們的合成化集團軍雖強，但麵對兩支同時變強的強軍，壓力不小。”
李辰深吸一口氣，眼神重新變得堅定：“對手變強，恰恰說明我們不能有絲毫懈怠。傳令下去，加速推進反攻東北的準備工作，進一步強化合成化集團軍的協同訓練，重點提升反坦克、反裝甲與防空能力；同時，加大科研投入，研發更先進的武器裝備，確保我們的戰力始終領先於日蘇兩軍！”
1939年元旦，日蘇邊境恢複平靜，但遠東與東亞的局勢卻更加微妙。日軍在東北厲兵秣馬，機械化強軍枕戈待旦；蘇軍在西伯利亞重整旗鼓，鐵血雄師蓄勢待發；而李辰麾下的5大合成化集團軍，也已完成最後的反攻準備。一場由李辰主導的、旨在徹底驅逐日寇的大規模反攻即將打響，而變得更強的日蘇兩軍，也讓這場戰爭充滿了更多變數與挑戰。滿蒙草原的硝煙雖歇，但更大的風暴，已在醞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