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霍硯禮敲響了霍崢的房門。
霍崢正在陽台抽煙，看到他來，遞了支煙：“睡不著？”
“嗯。”霍硯禮接過，點燃，深吸一口，“想找你聊聊。”
兩人在陽台的藤椅上坐下。夜色深沉，遠處的海麵漆黑一片，隻有燈塔的光柱規律地掃過。
“關於知意？”霍崢問。
“關於她的一切。”霍硯禮吐出一口煙霧，“小叔，我想知道。”
霍崢沉默了片刻，彈了彈煙灰：“你想知道什麼？”
“所有我不知道的。”霍硯禮說，“她在戰地的樣子，她受傷前後的經過，她……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霍崢看了他一眼，眼神複雜：“終於想了解了？”
霍硯禮苦笑：“是不是太晚了？”
“不晚。”霍崢說，“隻要她還願意給你機會，就不晚。”
這話裡有話。霍硯禮聽出來了：“小叔，你對知意……不太一樣。”
霍崢笑了，笑聲低沉：“不一樣？是，是不一樣。但不是你想的那種。”
他頓了頓，說：“硯禮，你見過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嗎？”
霍硯禮愣住了。
“不是空談的那種，不是口號的那種。”霍崢望著遠處的海，“是那種真的願意為理想付出一切，包括生命的人。”
“我見過。”他轉過頭，看著霍硯禮，“在戰場上見過，在維和部隊見過，在那些最危險的地方見過。”
“而宋知意，”他的聲音低了下去，“是我見過的，最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霍硯禮握緊了手中的煙。
“我第一次知道她，不是在敘利亞。”霍崢說，“是在一份內部簡報上。五年前，外交部有個年輕翻譯，主動申請去阿富汗最危險的地區做文化交流。所有人都勸她彆去，她說：‘那裡需要人，我正好合適。’”
“後來我帶隊執行任務，正好負責那個區域的安全保障。”霍崢的眼神飄向遠方，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塵土飛揚的地方，“我見到了她。瘦瘦小小的一個人，背著一個比她身體還大的背包，裡麵裝滿了給當地孩子的書籍和學習用品。”
“路上遇到襲擊，我們的車被炸翻了。”霍崢繼續說，“她當時坐在第二輛車裡。爆炸發生後，她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趴下或逃跑，而是第一時間衝向第一輛車——那輛車被炸得更嚴重，司機受了重傷。”
“我們在還擊，子彈就在她身邊飛。但她就像沒聽見一樣，把司機從車裡拖出來，止血，包紮，動作快得不可思議。”霍崢彈了彈煙灰，“我問她：‘你不怕死嗎？’她說：‘怕，但怕也得救人。’”
“後來我們撤到安全地帶，她的白襯衫上全是血——不是她的，是司機的。她一邊給司機處理傷口，一邊還在用衛星電話聯係後方醫療支援，英語、普什圖語切換自如。”霍崢搖搖頭，“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女人不簡單。”
霍硯禮想象著那個場景——槍林彈雨，塵土飛揚，宋知意滿身是血卻依然冷靜地救人。他的心臟像是被什麼東西攥住了，又疼又悶。
“第二次見，是在敘利亞。”霍崢的聲音更低了，“就是她受傷那次。我們接到情報，說有個小鎮遭到空襲，有國際組織人員被困。我帶隊去救援。”
他頓了頓，煙在指間燃燒，煙灰積了很長一截：“我們趕到的時候，學校已經塌了一半。當地的救援隊正在挖，但工具簡陋，進度很慢。”
“然後我看到了她。”霍崢的聲音有些啞，“她從廢墟裡爬出來，背上插著一塊彈片，血流了一路。但她懷裡抱著兩個孩子，一個都沒放手。”
霍硯禮閉上眼睛。他想起宋知意平靜的講述：“一塊彈片擊中了後背。”
她沒有說，她在廢墟裡扒了多久。
她沒有說，她背著彈片走了多遠。
她沒有說，她是怎麼在那種情況下，還死死護著兩個孩子。
“我們把她抬上擔架時，她已經意識模糊了。”霍崢繼續說，“但她的手還緊緊抓著孩子的衣服。醫生要給她打麻藥取彈片，她說：‘先救孩子。’”
霍硯禮的煙燒到了手指，他猛地驚醒，把煙蒂摁滅在煙灰缸裡。
“當地的醫療條件很差，麻藥用完了。”霍崢的聲音很平靜，但每個字都像石頭砸進水裡，“她是清醒狀態下做的手術。一個戰地醫生，用最簡陋的工具，把彈片取出來，然後縫合。”
“她沒哭，沒叫，隻是咬著一塊布，額頭上的汗像水一樣往下淌。我問她疼不疼，她說：‘還好。’我問她怕不怕，她說：‘怕過，但過去了。’”霍崢看向霍硯禮，“你知道那需要多大的意誌力嗎？”
霍硯禮說不出話。他感覺喉嚨發緊，胸口悶得厲害。
“手術後她昏迷了兩天。”霍崢說，“我們把她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區域。她醒來第一句話是問：‘那些孩子呢？’”
“我告訴她，都活著，她救的那兩個都活著。”霍崢頓了頓，“她笑了。那是她第一次笑——很輕的一個笑，說：‘那就好。’然後就又睡了。”
霍硯禮低著頭，雙手緊緊握在一起，指節泛白。
他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宋知意總是那麼平靜，為什麼她對疼痛那麼麻木，為什麼她把生死看得那麼淡。
因為她真的經曆過。
在生死邊緣走過的人，看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樣的。
“後來她回國治療，我去醫院看過她幾次。”霍崢又點了支煙，“背上的傷口感染了，高燒四十度。差點就救不回來了。”
“但她挺過來了。”霍崢吐出一口煙霧，“不僅挺過來了，三個月後就申請回前線工作。外交部沒批準，給她安排了國內崗位。但她一直在申請，直到三年前也就是你們領證結婚那次才又被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