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都很玄妙，也很有意思。
就拿1990年這一年來說，對於中日兩國的經濟來說，其實是一個涇渭分明的重要節點。
這一年，我們的國人經曆了精神解放之後的繁榮場麵，進入了一個更加務實的曆史階段。
正如我們所幸看到的，進入新一輪的年代雖然也產生著許多新的問題，但共和國卻進入了一個從未有過的良性運轉，也產生了巨大的吸納能力。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給華夏子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福祉。
九十年代開始的追求又逐漸消除著人們因價值震蕩而產生的失落和乖誤。
總的來看，對於自身命運的擔憂對大多共和國的子民已成為逝去的曆史。
至此，東方大國開始了國運興盛的上升軌跡。
不論是精神還是物質層麵，此時的共和國都如同從海裡洗過澡的初升太陽一樣充滿希望，麵對新的旅程整裝待發。
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對於已經依靠攀附美國的紅利，興旺發達了數十年的日本來說，這一年卻是“平成不況”的開始，甚至從此進入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困境。
就拿房地產行來說，對於共和國，那是方興未艾，即將勃發的支柱產業，蘊含著無數的發財機會。
即使是當下，就在共和國的海南，一場對國內前所未有的房地產投機行情已經蠢蠢欲動，有點壓不住了。
然而對於日本來說，同樣是1990年的10月，房地產這個在泡沫經濟時期，曾經占據日本半壁江山的經濟引擎，卻奔赴了與東方大國完全相反的方向。
這個在日本股市腰斬之後，已經成為日本國民對於日本經濟最後信仰的“地價神話”，終於維持不住高高在上的地位了。
不但毅然決然的出現了崩壞噩兆，也徹底開啟了日本經濟的地獄困境。
潮起潮落，此消彼長。
真不知道這種奇妙的巧合，究竟是命運的刻意安排，還是經濟規律的必然走向。
說起來，引發這場金融災難的導火索，當屬1990年3月份日本政府進一步控製和減少不動產方向的融資舉措。
但真正的原因，其實應該歸結於泡沫經濟所帶來嚴重貧富分化的惡果反噬，實際上折射出了日本有無不動產者之間階級差彆的普遍不滿。
眾所周知，對日本而言，1990年是以股價繼續暴跌開啟的。
由於日銀總裁三重野康上台，日銀轉而實行緊縮措施，提高了法定利率，短短三個月日本股市就跌去了萬點市值。
而且與此同時，日元和日本國債遭到了拋售，出現了日元貶值、股價下跌，債券降價“三重唱空”格局。
然而日本土地價格上漲的勢頭卻並沒有停止，由於金融市場的資金都去追逐土地，日本土地和房屋在這一年依舊漲幅驚人。
不但東京、大阪、名古屋、劄幌、廣島這些大城市中心區漲幅繼續擴大，甚至這種上漲趨勢還擴散到了旅遊景區和城市周邊的地區。
如果以寧衛民賣出的平均價格作為標準來衡量，東京的地價在此基礎上仍然上漲了百分之七。
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徹底崩壞，讓日本國民對日本經濟的未來依舊保持信心，但同時也讓大部分工薪階層擁有蝸居的夢想破滅。
於是民怨沸騰，許多平民老百姓對於“鬼平勇戳泡沫”的現象都鼓掌叫好，在這一年中，反複呼籲政府應該進一步限製日本不動產的投機行為。
這讓時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樹承受了莫大的壓力，最終迫使他不得不為了選票順從民意，將控製地價作為自己的施政重點，下令國土廳落嚴格公正的土地關連融資政策。
如此一來，1990年3月國土廳一下子收緊了金融機構和房地產公司可鑽的空子，限製了不動產行業的資金動向，尤其禁止銀行再借道“住專”向私人提供住宅貸款。
結果這宛如下了一劑猛藥，效果斐然。
當月月底，麵向日本不動產行業的貸款總額還增長了百分之十五，結果到了十月份，麵向不動產的貸款總額增幅，就跌到不足百分之一的程度了。
於是乎，與日本銀行一氣嗬成的緊縮政策相應，日本全國積弊已久的土地泡沫終於被刺破了。
從三月到十月，東京住宅用地的下跌幅度高達百分之十。
不得不說，這一舉措所造成的實際結果是相當慘烈的，遠超所有人的預計。
儘管和已經腰斬過的股票市場相比較，看起來日本不動產市場下跌的幅度好像並不是很嚴重。
可問題是日本破裂的是經濟泡沫，衰退的卻是實體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動產市場已經是維係日本經濟繁榮的最後一張遮羞布。
沒有了土地增值帶來的浮盈，日本的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又該用什麼來掩飾實體經濟不景氣的現實？
財務報表想填利潤也沒法填了。
十月底日本企業的三季財報全是噩耗，爆雷爆得一地雞毛。
而且任何市場都是買漲不買跌的。
房地產一下跌，想買的人就少了，想賣的就多了。
尤其不動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不同，要想退出不是下個賣單一賣就完了。
完成一筆交易，要實地勘察，要評估，要協商，要登記，要繳稅……總之要麻煩許多，不是想賣就能及時賣得出去的。
如果晚一步，是會被悶殺在裡麵的。
於是這就導致許多企業和個人因為急於從不動產市場出逃，而發生了踩踏。
然後好不容易開始企穩上張的日本股市，也因此成了所謂的“死貓反彈”，被連累得繼續下滑，又開始了猛烈的資金出逃。
再然後，就引起了包括資金鏈驟然斷裂，企業破產，失業率飆升，自殺人數上升，等等且不限於此的一係列負麵連鎖反應。
完全可以說，這一次金融災難堪稱日本經濟的全線崩壞，所有行業，所有市場，所有企業無一幸免。
不但影響到了日本社會的穩定，影響到了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轉，更摧毀了日本金融市場，打破了民眾對日本經濟前景不切實際的樂觀心理，暴露出了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為此，不但日本媒體把政府有關人員罵的狗血淋頭，特彆是針對國土廳的土田局長，嚴厲尖刻的批評不絕於耳。
西方的經濟學教科書也因此看清了日本製度的缺陷，不再過分地稱讚日本全能的政府部門。
但這又有什麼用呢？
畢竟惡果已經造成，趨勢不可逆轉，一切都為時已晚，日本經濟注定要在全麵崩壞的道路上“高歌猛進”。
是的，這就是一場民意綁架了政治的人禍，而非天災。
正是由於日本社會體製的局限性，才造成了日本當局在錯誤的時候做出了錯誤的舉措。
常言道，術業有專攻，在危機的麵前，老百姓的需求往往是不理智的情緒反應。
而西方民主製最大的弊端也就在於此，政客往往不去考慮怎樣才是正確的，而是怎樣討好選民，至少也不能得罪選民。
結果也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日本政府盲從於民意，所采取的激進處理方式非但沒有緩解社會矛盾，解決民生問題，反而造成了已經半死不活的日本經濟再度失血重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