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深深說到了水淼的心坎裡。她想起了堅韌沉默的阿桂，想起了爽利能乾的魏薇，更想起了她引以為傲的女兒盛華——那個憑借自身努力，不斷強大內心的女孩。這些鮮活的麵孔在她腦海中一一閃過，她們的故事仿佛早已在心底醞釀，隻待破土而出。
“蘇主任，我定當全力以赴！”水淼並沒有急於閉門造車，而是帶著介紹信，深入走訪了省城周邊的紡織廠、郊區公社、婦幼保健院，甚至跟隨“識字班”工作隊下到偏遠的村落。
她與女工們一起在機器轟鳴中交談，聽她們講述從家庭走入工廠的忐忑與自豪；她與女社員們一起下地，感受她們在獲得勞動報酬和經濟獨立後的腰杆挺直；她傾聽女醫生們講述如何克服偏見，用醫術贏得尊重；她也記錄下那些剛剛擺脫文盲狀態的農村婦女，在學會寫自己名字時眼中閃爍的驚奇。
這些鮮活的生命體驗，源源不斷地注入她的筆端。她創作的小說裡，有像阿桂那樣，在時代束縛下，不得不屈從的；也有感召下逐漸覺醒，最終敢於對不公命運說“不”，並積極參與集體生產，在勞動中找回尊嚴與價值的農村婦女；有像魏薇、呂佳那樣，憑借專業能力和不懈努力，在新社會的各個崗位上找到自身坐標，實現個人價值，同時也平衡著家庭與事業的職業女性；更有她寄予厚望的、如同盛華一般，擁有獨立人格、紮實專業技能和開闊視野，代表著國家未來希望的新一代知識青年。
蘇凝在看過水淼地作品之後，覺得自己當初的舉動真是明智之舉，她對水淼地作品愛不釋手，甚至在內部總結會上，也是十分推崇：“水淼同誌的作品告訴我們，反映婦女解放，不僅僅是寫她們做了什麼，更要寫出她們為什麼能做，以及她們在做這些事情時，內心世界的波瀾壯闊。這才是文藝工作的深度和力量所在。”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66年。早有預料的風暴席卷全國，很快波及到省文聯這樣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運動的浪潮初期是狂熱的，標語、大字報、批鬥會……原本寧靜的文化單位變得喧囂而充滿火藥味。
水淼因為其烈士遺孀的身份再加上這麼多年來一直慈善的動作，其他人不敢怎麼放肆，但是也是受到了衝擊。雖然沒有怎麼折騰，但是也被要求“說明情況”，甚至一度被暫停了創作工作，下放到文聯的後勤部門參加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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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彆擔心我，這些年我自己也感覺端坐著辦公室，離群眾越來越遠了，寫的東西都不怎麼接地氣了。正好趁這個機會，好好體驗體驗，為以後的作品積累素材。”三個孩子都已經長大了，他們倒是沒有波及到，但是看到自己媽媽要下鄉勞改，怎麼不心痛？！沒想到還是要媽媽來安慰他們！
風暴在持續，但生活也在繼續。水淼和無數被卷入其中的人一樣，在時代的浪潮中起伏。
然而，與一些知識分子將下放勞動視為純粹的折磨與苦難不同，水淼的內心深處，並未將這樣的日子視作洪水猛獸，覺得無法忍受。
她當然理解肉體上的疲憊和精神上的壓力，但她更多地想到的是：千百年來的農民，誰不是在這樣的勞作中度過春秋？他們用汗水澆灌土地，用堅韌承受風雨，他們的生活中並非沒有痛苦，隻是曆史很少給予他們呻吟和訴說的渠道。
這種認知，讓她在麵對自身的處境時，多了一份沉靜，少了一份怨艾。她默默地勞作，認真地生活，在艱苦中觀察，在沉默中思考。
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的極端性有所緩和。水淼的問題，因為曆史清楚、作品主流是積極的，且查無實據的“曆史問題”，逐漸不再被重點關照。
雖然獨立的、個人化的創作仍然受到很大限製，但她被允許參與一些集體創作項目，比如編寫反映“工農兵光輝形象”的劇本或宣傳材料。
在這些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框架內，水淼並沒有簡單地應付了事。她儘力在其中注入一些從生活中觀察來的真實細節和人性的溫度。
當那場持續十年的風暴終於過去，文藝的春天漸漸來臨。禁錮被打破，思想的閘門開啟。
文壇上，一股被稱為“傷痕文學”的潮流洶湧而至，許多作家飽含血淚，控訴時代的荒謬與個人遭受的苦難，引起了廣泛而深刻的共鳴。
然而，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水淼的創作卻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她沒有急於去書寫自身的“傷痕”，沒有去刻意渲染那段歲月裡的痛苦與委屈。
並非她遺忘了，或者覺得那些經曆不值一提，相反，那些經曆已經深深融入了她的生命體驗。隻是，當她回望那段歲月時，浮現在腦海的，更多的，是鄉間田野上那些沉默而堅韌的背影，是勞動間歇時老鄉遞過來的一碗清水，是夜晚油燈下與純樸村民們那些毫無機心的閒聊，是她在最困頓時期，從那些最普通的勞動者身上感受到的善良與溫情。
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那段被迫“深入生活”的經曆，讓她接觸到了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她看到了他們的艱辛，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他們的智慧、他們的忍耐、他們在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力量。
這種體驗，對她而言，不是一種需要急切傾訴的“痛苦”，反而是一種難得的、深入了解腳下這片土地和人民的寶貴機會。
於是，當“傷痕”成為主流時，水淼卻悄然將筆觸轉向了她所熟悉的農村和那些普通勞動者。她開始創作一係列以鄉村生活為背景，聚焦於普通人在時代變遷中如何堅守生活本真、如何在艱難中維係人性溫暖的小說和散文。
她寫經曆了風波的老支書，如何在平反後，摒棄怨懟，重新帶領村民修渠引水；她寫婆媳之間在貧困中的相互扶持，寫鄰裡之間在困難時的守望相助……
她的文字，洗儘了鉛華，也避開了血淚控訴的激烈，呈現出一種經過歲月沉澱後的平和、溫潤與厚重。她筆下的人物，仿佛在告訴讀者：無論時代如何變幻，生活本身，以及蘊藏在普通人民中間的那種頑強的生命力和基本的善意，才是支撐我們走下去的最終基石。
一些朋友不解，問她為何不寫寫自己受過的苦。水淼隻是淡淡一笑：“個人的那點委屈，放在曆史長河裡，算不得什麼。我更想寫的，是那些支撐著我們這個民族一次次從苦難中走出來的，最普通也最寶貴的東西。”
1980年春，省作家協會為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半邊天》舉辦研討會。這部由水淼曆時數載、精心創作的作品，以細膩深刻的筆觸，描繪了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幾位背景各異的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沉浮與精神成長，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
年過半百的水淼，穿著合身的灰色中山裝，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苟，神情沉靜而睿智。她認真地聆聽著與會者的發言，時而點頭，時而記錄。
“水淼同誌這部作品，最打動人的地方在於其真實的力量和溫暖的底色。她不僅寫出了曆史的波瀾，更寫出了普通人在曆史中的堅韌與善良……”一位評論家慷慨陳詞。
研討會結束後，水淼婉拒了晚宴的邀請，獨自一人走在省城熟悉的林蔭道上。春風和煦，路邊的梧桐冒出了嫩綠的新芽。她不知不覺走到了省圖書館門口，看到一群年輕的大學生正有說有笑地進出，他們臉上洋溢著自信和對知識渴求的光芒。
水淼停下腳步，靜靜地望著他們。駐留一會，繼續緩步向前。她的步伐沉穩而堅定，如同她筆下的文字，曆經風雨，卻始終飽含著對這片土地和人民最深沉的眷戀與信心。
她知道，屬於她的故事，以及她所見證和書寫的這個時代的“半邊天”們的故事，還將繼續，在新的春光裡，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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