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著手，長久地佇立在寬大的玻璃窗前，目光沉靜地俯瞰著腳下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曹河縣城。
視野所及，確與臨平、東洪有所不同。這裡樓宇的密度更高，樣式也更為統一，多是那種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方盒子”式四五層建築，灰撲撲的牆體在冬日蕭瑟的天光下，沉默地講述著往昔工業重鎮的規模與氣象。
思緒，不可避免地再次纏繞到棉紡廠那團亂麻上。一千九百萬的債務壓在心頭。但這僅僅是浮出水麵的冰山一角。曹河縣國企真實的債務泥潭有多深？恐怕無人能給出確數。這已成為一種係統性的“秘密”：各級單位、各家工廠上報的報表，無一不經過精心“修飾”與“潤色”。有的廠，如同彭樹德的機械加工廠，明明自身造血能力尚存，卻也要在賬麵上背負些貸款，用以“示弱”與“自保”，這類“策略性負債”根本無從精確統計。
而更多早已病入膏肓的廠子，其管理層為了逃避責任，刻意隱瞞、轉移債務的情況，恐怕也絕非個例。
我回到辦公桌坐下，手指無意識地輕叩桌麵。心裡想著，曹河的縣長，接下來會是誰？梁滿倉倒下了，留下的不僅是一個病榻上的身影，更是一個權力結構的真空。
縣委書記與縣長若不能協調一致、同心同德，則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一個理念相通、能擔事、敢碰硬、又懂得配合的搭檔，對於此刻意欲破局的曹河而言極為重要。
“篤、篤、篤。”規律的敲門聲打斷了我的沉思。
“進。”我調整了一下坐姿。
門被推開，組織部長鄧文東抱著一摞材料走了進來，臉上帶著微笑。“李書記，您要的全縣領導乾部基本信息及家庭關係檔案材料，我這邊都整理出來了，請您審閱。”
我看著那沉甸甸的一摞，厚度頗為可觀，問道：“涉及的範圍，都齊了？”
鄧文東將材料小心地放在桌角，站直身體：“李書記，按照您的要求，目前全縣在冊的、副科級以上的領導乾部，基本信息和主要的家庭社會關係都在這裡了。除了您重點關注的國有企業領導班子，我把縣直主要部委辦局、各鄉鎮黨政主要負責人的核心情況也一並梳理進來了。嚴格按照指示，隻提取了個人基本情況簡曆和直係親屬、主要社會關係兩項。”
我點了點頭，臉上露出一絲讚許。能在短短一兩天內，將人事信息初步梳理成型，且能領會我隻關注“基本麵”和“關係網”的意圖，這至少說明鄧文東這個組織部長，執行力是到位的，工作態度是端正的。
那厚厚一疊材料背後，想必是組織部加班熬出來。
我緩和了語氣，說道：“文東部長，辛苦了。組織部的同誌們加班加點，效率很高啊。”
鄧文東立刻微微欠身，主動表態：“書記啊，您太客氣了，這都是我們分內的工作。組織部就是為縣委選乾部、配班子服務的。您今後有任何工作需要組織部門配合的，請隨時指示，我堅決落實。”
我看著他，心中快速評估。組織部長這個位置，無疑是縣委權力架構中的要害。其人選，往往是上一任書記留下的重要“遺產”之一，與地方勢力盤根錯節。
鄧文東能從副部長接任部長，固然有鄭紅旗的認可，但那天醫院探望梁滿倉的情形我心裡還有著疙瘩。
不過，隻要他本人能力尚可能基本執行縣委意圖，我還是傾向於先用著。
“文東同誌，坐下說。”我指了指辦公桌對麵的椅子，語氣很是隨和。
鄧文東看了一眼椅子，便順從地坐了下來。
我打量著他。鄧文東四十二三歲的年紀，國字臉，濃眉，目光沉穩，麵相上確有幾分組織乾部常見的端正與內斂。
“文東部長在曹河工作，年頭不短了吧？”
鄧文東笑了笑，既不過分熱絡，也不顯疏離：“書記，我是八五年從下麵鄉鎮調上來，進的組織部黨建科，從副科長乾起。後來在乾部科當副科長、科長，再到副部長。今年……承蒙組織信任和紅旗書記關心，才接了部長這個擔子，時間還不長。”他的履曆敘述平實，卻巧妙點出了“紅旗書記關心”這個關鍵。
能從組織部副職直接躍升為處級的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這在縣級人事變動中絕非“順理成章”那麼簡單。
我接過話頭，目光卻落在那摞檔案材料上，似是無意地提起：“我看過一些之前的記錄，上一任組織部長，好像是受李顯平書記那件事的牽連，才出了事？”
鄧文東的神色瞬間收斂，聲音壓低了幾分，帶著一種複雜的感慨：“我們之前的黃部長……唉，說起來也是個能乾活的人，可惜了。他……他經濟上其實問題不大，主要還是政治上不夠清醒，給李顯平行過太多‘方便’，有些界限沒劃清，犯了錯誤。”
我笑了笑，能夠客觀評價一個落馬的老上級，說明鄧文東是重感情的。就淡然道：“文東同誌，在咱們這個位置上，‘行方便’本身，很多時候就是違規的起點。”我擺擺手，不想在這個問題上深入，“算了，過去的事，自有組織定論。我們還是要往前看。”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我將話題拉回當前工作：“文東部長，這樣，你再統籌協調一下。春節前，時間很緊了，但咱們還是要儘可能把縣裡主要的國有企業都走一遍，尤其是那十來個千人大廠。重點不是聽成績彙報，而是聽真話，聽困難，聽基層乾部和工人代表的想法。到時候通知一下分管工業的苗東方副縣長，請他全程參與。”
“好的，李書記，我馬上落實。”
“明天去高粱紅酒廠！”
又閒聊幾句，鄧文東起身告辭，步履沉穩地離開了辦公室。
門重新關上，室內恢複安靜。我的目光落在檔案材料上。我挪過那摞材料，開始翻閱。
內容確實豐厚，目錄清晰。第一部分是縣直單位黨政主要負責人，第二部分是鄉鎮領導班子成員，第三部分，也是厚度最大的一部分，是全縣四十七家縣屬國有集體）企業的領導班子成員檔案彙編。我看了看旁邊的“曹河縣國有企業經營狀況概要1992年度）”。
我先快速瀏覽了那份概要。數字冰冷而刺目。整個曹河縣，職工人數超過三千的“巨無霸”國企僅有一家——曹河酒廠；超過兩千人的有兩家；超過一千人的則有七家。這十家企業的在職職工總數，就占了全縣國企職工的近四成，利稅總額更是舉足輕重。其餘的三十七家，規模雖小，但多數也麵臨著設備老化、產品滯銷、負債經營的困境。
“十家定乾坤，三十七家添煩憂”，我腦海中閃過這個判斷。曹河的國企改革，成敗關鍵，無疑係於這前十家，怪不得市裡不讓動曹河的國有企業，牽一發而動全身啊。
接著，我開始仔細翻閱人事檔案部分。樣本量足夠大時，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便浮現出來。絕大多數乾部，尤其是企業乾部的“最高學曆”一欄，填的是“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偶爾有“中專”，而“大專”及以上者鳳毛麟角。
這清晰反映出，前些年國家分配來的大中專畢業生，很少能進入這些縣屬國企的管理層核心，大多在技術崗位或基層科室。
寒門子弟苦讀跳出農門，來到縣城，卻往往在複雜的人情網絡和論資排輩的國企文化麵前止步，難以真正成為決策層麵的“貴子”。
這不僅是人才的浪費，更是企業缺乏創新活力、管理僵化的深層原因之一。
“必須打破這種局麵，”我暗自思忖，“要推動一批有專業背景的大學生，走向企業領導崗位，哪怕先從副職乾起。”
翻到棉紡廠領導班子部分，廠長馬廣德那張標準的證件照映入眼簾。照片上的他麵容肅穆，目光平視，中山裝扣得一絲不苟，渾身散發著一種近乎刻板的“正氣”。
僅從麵相看，誰也無法將這張臉與“腐敗”、“瀆職”直接掛鉤。我心中冷笑：果然是“道貌岸然”四個字的最佳注腳。
而黨委副書記許紅梅的履曆則相對簡單：父母都是普通農民，本人最初是棉紡廠一線女工，後來嫁給了縣造紙廠一名中層乾部，再之後便是從廠工會、宣傳科一步步升至黨委副書記。
履曆本身看不出驚人之筆，但一個毫無背景的女工，能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躋身於曹河最大國企之一的黨委領導崗位，這絕非僅靠“苦乾實乾”就能解釋。這其中必然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過人之處”，或是機緣，或是手段，或是某種特殊的“交換”。
時間在翻動紙張的沙沙聲中悄然流逝。其間，又陸續有四五位縣直部門負責人前來彙報工作，多是禮節性拜訪和初步溝通。我將更多精力放在了對這些檔案材料的消化上。一天下來，雖然尚未完全吃透，但曹河縣幾個主要家族在政界、國企關鍵崗位上的分布脈絡，已在我心中勾勒出一幅更為清晰的圖譜。
尤其是一個發現讓我有些意外：曹河酒廠的現任管理委員會主任，竟然是鐘毅書記的本家侄子，名叫鐘建。
就在我看著鐘建的檔案，辦公桌上的紅色電話響了起來。
我接起電話：“喂，我是李朝陽。”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沉穩磁性的聲音，帶著東原地區特有的口音韻味：“朝陽啊，忙不忙？方不方便說幾句？”
是市委組織部部長，屈安軍。我的精神微微一振。這個時間點打來，又用了如此正式的開場白，我心中大概有數了——關於呂連群調任曹河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的事，市委組織部的部務會，應該已經有了結果。
“屈部長啊，您指示，我方便。”我坐直身體，語氣恭敬。
屈安軍在電話那頭的聲音不疾不徐，帶著組織工作特有的嚴謹：“朝陽啊，剛剛部務會開完，原則性通過了呂連群同誌調任你們曹河縣委常委的相關事宜。程序上走得比較順利，相關部門都是按於書記的指示加急辦理的。政法委那邊，尚武書記也已經簽字同意備案了。”
他略微停頓，似乎是在翻閱什麼，然後繼續道：“於書記那邊，我也專門做了彙報。於書記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決支持。而且，於書記還特彆交代了。”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