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接。”方雲英放下大哥大。
“打他辦公室電話！”彭樹德催促。
方雲英看了他一眼，又拿起電話，撥通了縣公安局經偵大隊辦公室的號碼。
同樣，電話響了幾聲後，被接起，但傳來的不是彭小友的聲音，而是一個年輕乾警的聲音：“您好，經偵大隊值班電話。”
“我找彭小友副大隊長。”方雲英說。
“哦，彭隊啊？他不在辦公室。下午出去之後就沒回來。您是哪位？需要留個口信嗎？”對方客氣地問。
“不用了，謝謝。”方雲英掛斷了電話，看向彭樹德，“辦公室也沒人。估計……年底了，他們年輕人，酒局多，可能和朋友出去吃飯了。”
彭樹德聞言，臉色陰沉，暗道這小子不會連夜加班了吧。就重重地“哼”了一聲，沒再說話，起身走進了臥室，把方雲英一個人留在了昏暗的客廳裡。
1月23日，天氣依然乾冷，但難得地出了太陽，陽光雖然沒什麼暖意，卻讓灰撲撲的縣城顯得亮堂了些。
上午九點，兩輛掛著東原市牌照的轎車駛入曹河縣委大院。
副市長鄭紅旗，帶著市教育局局長孔德文一行，到曹河縣專題調研“兩基”工作。
“兩基”，是九十年代初國家著力推進的一項重大基礎性民生工程，指的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這兩項工作是提高國民素質、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基石，尤其對於曹河這樣的貧困縣而言，更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為長遠發展積累人力資本的根本之策。
在東洪縣我擔任縣長期間，曾下大力氣抓教育，東洪的教育質量，特彆是高考成績，一度走在全市前列，每年都能有幾個學生考上清華北大——這在當時高等教育資源極度稀缺、但農村學生錄取比例相對較高的背景下，對於一個貧困縣來說，是丁不起的成績，也成了我工作中的一個亮點。因此，對“兩基”工作，我不僅熟悉，也有感情。
我帶著縣委組織部長鄧文東，宣傳部長張修田以及分管文教衛的副縣長鐘必成等人，早已在樓下等候。車停穩，鄭紅旗副市長率先下車。
紅旗市長自從卸任曹河縣委書記之後，整個人狀態不錯，看起來精神飽滿，麵色紅潤。
紅旗市長穿著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圍了一條灰色圍巾，臉上的笑容溫和沉穩，目光掃過來，依舊是我熟悉的那種既親切又透著審視的意味。
“紅旗市長，孔局長，歡迎歡迎！一路辛苦了！”我快步迎上前，雙手握住鄭紅旗伸過來的手。他的手溫暖有力。
“朝陽啊，又見麵了。”鄭紅旗笑著用力回握，另一隻手在我手臂上拍了拍，“這次來，可是要看看你的‘新地盤’，聽聽你在教育上有什麼新招數。孔局長，”他轉向身旁的教育局長孔德文，“這次你們要好好總結，曹河在教育上的變化。”
孔德文局長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學者氣質，笑著和我握手：“李書記，要把東洪教育的經驗帶到曹河來啊。紅旗市長可是沒少誇你，還說你是他帶出來的乾部裡啊，最能打硬仗的。這次調研，我們可是帶著學習取經的態度來的。”
“孔局長過獎了，紅旗市長是老領導，一直關心我。在曹河，我也是剛上手，很多工作還在摸索，正好借這個機會，請兩位領導多指導。”我謙遜地回應。
寒暄過後，按照預定行程，調研隊伍直奔幾個基層教學點。我們先後走訪了縣城裡的曹河一中、二中，又驅車幾十裡，到了農村的陳橋鄉中學和馬窪村小學。整個行程安排得非常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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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的縣級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條件依然十分艱苦。
縣一中的教學樓是鐘毅書記任曹河縣委副書記，縣長時拍板蓋的，算是縣裡最好的校舍，但內部的實驗室、圖書室設備依然簡陋，算是隻掛了牌子。
二中的條件就更差一些，牆皮多數有些脫落，教室裡的桌椅板凳頗為陳舊。
而到了陳橋中學和馬窪村小學，觸目所及更是典型的農村學校景象：低矮的磚瓦平房，窗戶玻璃不全，用塑料布或硬紙板擋著寒風；教室裡生著煤爐，煙囪伸向窗外，但室溫依然不高，不少孩子的小手凍得通紅，握著鉛筆寫字。
操場是壓實的土地，坑窪不平。課桌椅高低不一，特彆是小學，很多桌椅都是土磚壘起來的。
這就是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縣域教育的真實寫照，教育投入嚴重不足，辦學條件艱苦，很大程度上依靠村級自籌、鄉鎮補貼和群眾投工投勞來勉強維持。
在每一處，鄭紅旗都看得仔細，問得具體。他走進教室，翻看學生的課本和作業本，詢問課程開設情況；在教師辦公室，和頭發花白的老教師、剛畢業分配的年輕老師交談，了解他們的工資待遇、生活困難；在學校簡陋的食堂，查看學生的午餐情況。他表情一直很平靜，但眉頭偶爾會微微蹙起，尤其是在馬窪村小學，看到孩子們在四麵透風的教室裡跺著腳取暖時，他沉默了好一會兒。
實地查看後，在縣教育局的會議室召開了“兩基”工作彙報會。縣教育局局長盧慶林詳細彙報了曹河縣“兩基”工作的進展情況、主要做法、存在困難和下一步打算。彙報材料準備得很紮實，數據詳實。
紅旗市長不時拿著鉛筆，在材料上寫寫畫畫。
彙報結束後，鄭紅旗副市長沒有立刻做指示。他摘下眼鏡，緩緩靠在椅背上，目光掃過在場的縣裡乾部，最後落在我身上，臉上露出一絲感慨的笑容，開口說道：
“剛才啊，咱們跑了幾所學校，也聽了教育局的詳細彙報。總的來看，曹河的教育工作基礎和底子還是比較薄的，但整體還是在紮實推進的，同誌們也付出了很多辛苦。看到這些，作為曾經在曹河工作過的同誌啊，也有些感觸。”
他坐直身體，語氣變得深沉，帶著一種回顧和評價的意味：“我在曹河擔任縣委書記的時候，狠抓過一段時間教育工作。那個時候，縣裡的財政已經比較困難，可以說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但是，縣委、縣政府在對教育的投入上，是沒有含糊的。我記得，光是用於縣一中、二中以及幾所重點鄉鎮中學的校舍改造、設備添置的財政補貼，前前後後加起來，就不下兩千萬。這筆錢，放在當時全市來看，比重不算最高，但也絕對不算低。可以說，是下了決心的。”
他看向我，示意道：“朝陽啊，我插幾句感慨，你繼續彙報你的。”
我連忙說：“紅旗市長，您說得非常對。我們這次調研也看到了，一中、二中的硬件基礎，確實是老班子、老領導當年打下的。這為我們今天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您請繼續指示。”
鄭紅旗點點頭，接著說：“我剛才聽了彙報的幾個數據，印象比較深。一個是，全縣適齡兒童少年九年義務教育入學率，達到了99。這個數字來之不易，說明在‘普九’的‘一個都不能少’上，你們是花了力氣，想了辦法的，特彆是對貧困家庭子女、留守兒童的就學保障，工作做到了家。另一個，是青壯年文盲掃除工作。通過辦夜校、組織掃盲班這些土辦法、實辦法，全縣青壯年文盲率大幅下降，基本識字率達到了70以上。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更多的群眾，至少能看懂男女廁所的標識，能進行簡單的金額計算，能讀懂農藥化肥的說明書，這是最基礎，但也是最重要的生產能力、生活能力的提升！這些成績，是實實在在的，值得肯定。”
他敲了敲桌子，語氣變得更為凝重：“但是，問題也客觀存在。硬件上的差距，大家都看到了，農村學校尤其艱苦。這需要持續加大投入，但也不能等靠要，要發動社會力量，多渠道籌措。我特彆注意到，你們彙報裡提到了特殊教育，主要是聾啞兒童的教育，目前還是個短板，甚至是空白。這一點，你們能主動認識到，並計劃投入財政資金，籌建一所專門的聾啞學校或特教班，這個思路是好的，也體現了縣委、縣政府對教育公平的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這項工作，在全國很多地方都還是薄弱環節，甚至是盲區。你們能想到，並且打算去做，這就是一種進步，一種擔當。”
我接過話頭，彙報道：“紅旗市長，孔局長，關於特殊教育這一塊，我們確實是剛剛起步，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縣裡聾啞兒童雖然絕對數量不大，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同樣需要保障。投入五百萬，對我們縣財政來說壓力不小，但我們認為這筆錢該花，也必須花。目前正在選址和進行前期規劃，希望能儘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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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紅旗讚許地點了點頭：“朝陽啊，我插這一句，就是要肯定你們這個考慮。教育，不僅要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把有限的資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用到刀刃上，這體現了你們執政為民的理念和priorities優先序）的選擇。很好。”
紅旗書記是老牌的大學生，偶爾會冒出幾句英文，我繼續道：“紅旗書記，在這方麵，我們還有兩個補充彙報的點，一個是關於籌辦華僑中學的事，第二個思路是推動縣屬國有企業的校辦企業，儘快轉隸到地方來。像曹河酒廠的初中和小學，教學質量還是不錯，如果納入縣政府統一管理，能夠緩解縣裡的教育壓力，我考慮下一步，要把他們從企業裡剝離出來。”
紅旗市長道：“剝離出來？這一點有沒有推動？難度應該很大啊。”
我看向了旁邊的宣傳部長張修田，張修田攤開了筆記本，彙報道：“紅旗市長，恐懼症啊，這一點我做補充彙報吧。目前看，難度確實不小，主要是曹河酒廠請的老師，酒廠對學校還有補貼，他們現在也在對外招生，但是啊學費作為自留費用使用，這一點上，是一個矛盾。”
鄭紅旗自然知道，其中有利益糾葛，酒廠肯定想著管著學校，酒廠子弟上學方便不說，而且可以作為收費項目反哺酒廠。鄭紅旗若有所思道：“朝陽啊，老張說的是有道理的，之前搞普九的時候，我去酒廠做過調研，鐘建是很反對將學校納入教育局統一管理的，這一點啊，你們可以試一試，不過，估計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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