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魯哀公十六年的春天，曲阜城外的杏壇下，幾位弟子圍坐在一起，整理著孔子生前的言行。子貢望著案上堆疊的竹簡，忽然想起夫子曾說過的那句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彼時的他尚未完全領會其中深意，直到此刻摩挲著那些浸透了歲月墨香的文字，才忽然明白，夫子將“好學”置於“忠信”之上，原是在昭示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姿態。
一、陋巷中的燈火
在河南商丘的古城深處，有一處不起眼的院落，相傳是孔子弟子顏回的故居。推開斑駁的木門，可見一方狹小的天井，牆角的青苔記錄著兩千多年的風雨。《論語?雍也》記載：“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樂”字，正是對“好學”最生動的注解。
1973年河北定縣出土的西漢竹簡《論語》中，“好學”二字的寫法尤為特彆——“好”字像一個人手持書卷，“學”字則似孩童在屋內誦讀。考古學家發現，這些竹簡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家境貧寒的儒生，簡文中多次出現“夜讀不寐”“以火繼日”的記載，印證了顏回式的好學精神如何在民間延續。竹簡上還留有一些燒灼的痕跡，據考證是主人在夜晚讀書時，不慎被油燈引燃書卷所致，可見其讀書之專注。
在山東鄒城的孟廟，保存著一塊元代的“陋巷故址”碑。碑文中記載，顏回居住的陋巷雖僅“十室之邑”，卻因他的好學而成為後世學子的精神聖地。北宋時，當地百姓在巷口修建了“仰止亭”，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亭柱上刻著朱熹的手書：“惟學為能變化氣質，惟思為能貫通古今。”每逢科舉之年，總有學子來此亭中靜坐讀書，希望能沾染顏回的好學之氣。
明代學者呂坤在《呻吟語》中曾細致描摹過古代學子的求學場景：“夜漏三下，書聲出茅屋。母績燈旁，子讀燈前，一犬伏階，若為守護。”這樣的畫麵，不正是“十室之邑”中好學精神的鮮活寫照嗎？那些散落在鄉野間的燈火，雖微弱卻執著，照亮了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脈絡。在江蘇淮安的關天培故居，保存著一盞清代的油燈，燈盞上刻著“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詩句，據說是關天培少年時讀書所用。那時的關家並不富裕，這盞油燈用了十幾年，燈芯換了無數次，卻始終照亮著少年求知的雙眼。
清代的戴名世在《乙亥北行日記》中，記載了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位鄉村塾師：“其居僅茅屋三間，四壁蕭然，惟書架上堆滿書籍。每日晨起，即聚生徒講學，至夜分乃罷。其妻常笑之：‘君之學，不能換米，何益？’師曰：‘學在我心，米在我腹，各得其所。’”這位塾師雖身處“十室之邑”，卻有著超越物質的精神追求，他的好學之心，如同暗夜中的北鬥，指引著鄉村子弟的人生方向。
二、竹簡上的薪火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篇《五十二病方》，其末尾題著“好學為務”四字。考古學家考證，這是一位民間醫者的手稿，他在記錄藥方的同時，還寫下了自己的學習心得：“每得一方，必驗之於身，考之於古，三年乃敢示人。”這種嚴謹的求學態度，與孔子“學而知之”的理念一脈相承。帛書的字裡行間，還留有許多修改的痕跡，有的地方用朱砂塗改，有的地方則用小刀刮去重寫，可見作者對學問的精益求精。
在甘肅敦煌的莫高窟，第285窟的壁畫描繪著西晉學者郭璞注解《爾雅》的場景。壁畫中的郭璞手持書卷，案上擺滿了各種典籍，身旁的童子正在研磨。據《晉書?郭璞傳》記載，他“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曾為了弄懂一個古字的含義，跋涉千裡向隱居在山穀中的老者請教。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勁頭，正是“好學”二字的生動詮釋。郭璞的《爾雅注》流傳至今，書中對許多疑難字詞的解釋都旁征博引，甚至引用了當時民間的俗語方言，可見他的學問並非閉門造車，而是廣泛學習的結果。
北宋李誡編寫《營造法式》時，為了弄清一種古建築構件的名稱，遍曆全國十餘省，尋訪老工匠數十人。他在書中寫道：“匠人之言，雖俚俗而有至理。吾每聞一義，必記於冊，歸而考之經史，往往有相合者。”這種不恥下問、注重實踐的學習方法，讓這部建築學巨著至今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在《營造法式》的手稿中，李誡繪製了大量的建築圖紙，有的圖紙上還標注著“此乃匠人張三所說，待考”“與《考工記》所載不同，當再查”等字樣，展現了他嚴謹的治學態度。
在福建泉州的開元寺，保存著一方宋代的“學問碑”，碑文記載了當地學子的學習公約：“每月聚於寺中，各呈所習，有錯則相正，有疑則共探。”這種互助互學的傳統，讓“十室之邑”的狹小空間裡，也能孕育出博大的學問。據清代《泉州府誌》記載，從宋代到清代，泉州共有進士兩千餘人，其中不少人都曾在開元寺的“學問會”中學習過。他們在寺中的讀書生活，被後人記錄在《開元寺讀書圖》中，圖中十幾位學子圍坐在一起，有的低頭看書，有的爭論不休，有的則在向僧人請教，一派濃厚的學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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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王禎是著名的農學家，他編寫的《農書》是中國古代農學的集大成之作。為了完成這部著作，他“遍曆田野，與農夫野老相談，記錄其耕作之法”。在《農書》的序言中，他寫道：“吾少時不知農，見農夫勞作，以為甚易。及長，學農書，方知其中有大學問。”他還在書中繪製了各種農具的圖譜，並詳細注明了其製作方法和使用技巧，這些都是他向老農們虛心學習的成果。王禎的好學，不僅在於讀書，更在於向實踐學習，向生活學習，這種“知行合一”的學習態度，讓他的學問具有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三、逆境中的堅守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敗被俘，囚禁在大都的土牢中。在《正氣歌》的序言裡，他寫道：“當此之時，此心光明，何複他求？惟日誦《論語》，以求聖賢之學。”獄卒曾問他：“國已破，家已亡，尚學何為？”他答道：“學乃吾命，命可奪，學不可奪。”這種在絕境中對學問的堅守，正是對孔子“好學”精神的極致踐行。文天祥在獄中還寫下了《指南錄後序》，詳細記錄了自己的抗元經曆和求學心得，其中有一段寫道：“在患難中，更知學問之可貴。每讀一句書，便覺有一股正氣充盈於胸。”他的好學，已經超越了知識的層麵，升華為一種精神的修煉。
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戰亂中顛沛流離，卻始終帶著書篋上路。他在《與友人書》中描述自己的求學經曆：“馬背為紙，枯枝為筆，遇有心得，即書於衣袂。”在《日知錄》的自序中，他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這種“苟日新，日日新”的治學態度，讓他成為清代學術的開山鼻祖。顧炎武在遊曆北方時，曾在山東章丘的長白山下住過一段時間，當地百姓回憶，他“每日天未明即起，登山觀日出，歸則讀書至深夜。有時為了考證一個典故，會徒步數十裡去向當地的老者請教”。他的好學，不僅在於勤奮，更在於嚴謹。
近代學者陳寅恪，晚年雙目失明，卻仍堅持著述。他的助手回憶：“先生雖目盲，然記憶驚人，每論一事，必引經據典，核對無誤而後已。”在《柳如是彆傳》的撰寫過程中，他為了考證一個細節，讓助手誦讀相關典籍達數十遍，這種“皓首窮經”的精神，正是“好學”二字在近代的最好詮釋。陳寅恪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曾對學生說：“讀書先識字，識字先識音。一字不識，何以讀書？”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為了弄清一個古字的讀音和含義，常常查閱數十種文獻，直到完全弄明白為止。即使在失明後，他也沒有放棄學習，而是通過聽書、口述等方式繼續研究，他的這種精神，讓無數後學深受感動。
在雲南麗江的納西族東巴文化博物館，保存著一本清代的東巴經手抄本。經書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和士成的普通納西族人，他在序言中寫道：“吾家十室之宅，世代以耕讀為業。雖無名師，然每得一書，必父子相傳，晝夜誦讀。”這種在少數民族地區延續的好學傳統，證明孔子所說的“十室之邑”的好學精神，早已超越了地域與民族的界限。和士成生活的年代，納西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學校，他就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學習東巴文。據他的後人回憶，“祖父常常在火塘邊教我們認字，每一個字都要講出它的來曆和含義，直到我們完全理解為止”。和士成的好學，不僅傳承了納西族的文化，也為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清代的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的過程中，也展現出了極致的好學精神。他“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為了寫好書中的詩詞，他“遍讀唐詩宋詞，學習其格律意境”；為了描寫貴族生活，他“走訪故老，了解舊時禮儀習俗”。在《紅樓夢》的手稿中，有許多修改的痕跡，有的詩詞改了幾十遍，有的情節調整了多次，可見他對創作的精益求精。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題芹圃畫石》中寫道：“醉餘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這種將學問融入創作的精神，讓《紅樓夢》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
四、市井中的智慧
清代乾隆年間，北京琉璃廠有一家名為“汲古閣”的書鋪，掌櫃的是位名叫張鬆年的普通商人。他雖未考取功名，卻精通版本目錄之學。學者戴震曾在日記中記載：“鬆年雖市井人，然於古籍版本之辨，遠勝許多儒生。每與論學，必出新見，皆由平日留心鑽研所致。”這種在市井中孕育的學問，讓“十室之邑”的好學精神有了更鮮活的注腳。張鬆年的書鋪裡，不僅賣書，還常常聚集著一些學者文人，他們在這裡交流學問，討論問題。張鬆年雖然是商人，卻從不唯利是圖，遇到家境貧寒的學子，他常常免費贈書。他說：“書的價值不在於賣出多少錢，而在於被多少人讀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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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齊白石，出身貧寒，早年做過木匠。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說：“吾初學畫，無師可拜，見人畫得好，便偷偷模仿。夜間無燈，就著月光練習。”為了學習篆刻，他曾“剖石三千”，手指磨出厚繭也不放棄。這種在平凡生活中對技藝的執著追求，正是“好學”精神的生動體現。齊白石在學畫的過程中，還特彆注重向生活學習。他“觀察雞雛的形態，常常蹲在雞窩旁一整天；描繪蝦的遊動，就在魚缸邊仔細觀察”。他的畫作之所以生動傳神，正是因為他的好學不僅僅是模仿，更是對生活的深刻感悟。
在上海的弄堂裡，曾住著一位名叫顧廷龍的古籍版本學家。年輕時他在銀行當職員，業餘時間全部用來研究古籍。他在日記中寫道：“每日下班，即往書肆，見有善本，雖節衣縮食必購之。夜則展卷細讀，不知東方之既白。”這種在繁忙工作中對學問的熱愛，讓他最終成為一代學術大家。顧廷龍還創辦了合眾圖書館，收藏了大量珍貴的古籍文獻。他說：“我的願望是讓更多的人能讀到這些好書，從中學到知識和智慧。”他的好學，不僅在於自己求知，更在於分享知識，這種精神讓“十室之邑”的好學之光更加明亮。
民國時期的上海，有一位名叫陳阿翠的洗衣婦，她雖然不識字，卻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她常常請人把報紙上的新聞讀給她聽，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複追問。後來，她還向鄰居家的孩子學習認字，“白天洗衣，晚上認字，一年下來，竟能讀簡單的書信了”。陳阿翠的好學，或許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但她那種對知識的渴望，同樣是“好學”精神的體現。在那個年代，像陳阿翠這樣的普通民眾還有很多，他們雖然身處社會底層，卻從未放棄對知識的追求，正是這種遍布市井的好學之心，構成了中華文化最深厚的根基。
五、傳承中的創新
當代數學家陳景潤，在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鬥室中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他的同事回憶：“景潤的屋裡，除了床和桌椅，全是書和演算紙。他常常幾天幾夜不睡覺，實在困了就趴在桌上打個盹。”這種對科學的癡迷，與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好學精神一脈相承。陳景潤在研究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但他從未退縮。他說：“科學研究就像登山，隻有不斷向上攀登，才能看到更美的風景。”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查閱了國內外大量的文獻資料，做了無數次的演算，甚至在病床上也不忘思考問題。他的好學，不僅在於勤奮，更在於執著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