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在朝堂上經過君主空位時，“其言似不足者”是因雅言的謙遜表達如用“敢”“竊”等謙辭）；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與不同等級的人說話，雅言的語氣有彆——對下大夫中級官員）用“侃侃”直率），對上大夫高級官員）用“訚訚”和悅而正直），既符合禮儀又不失真誠，體現“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複命曰：‘賓不顧矣。’”作為君主的儐相接待賓客），用雅言準確傳達命令如“賓不顧矣”報告賓客已離去），語言簡潔莊重，避免方言的冗餘。
“執禮用雅言”的核心是“彆尊卑，明貴賤”。禮儀中的稱謂如“君”“臣”“父”“子”）在雅言中有嚴格區分：
對君主稱“君”或“王”，自稱“臣”；
對父親稱“父”，自稱“子”；
對兄長稱“兄”，自稱“弟”；
這些稱謂在雅言中固定不變，而方言可能稱謂模糊如某些方言“父”“叔”不分），導致“君臣父子”的倫理關係不清。孔子在《論語?顏淵》中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雅言的規範正是這種倫理秩序的語言體現——語言清晰才能身份明確，禮儀才能發揮“序民人”《禮記?樂記》）的作用。
祭祀禮儀中的祝詞，尤其依賴雅言的準確。《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之屬，莫重於升歌；舞之屬，莫重於《武宿夜》”，其中“升歌”演唱《詩經》）需用雅言，如《詩經?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用雅言的清越聲調表達對文王的崇敬，方言的濁音則顯得不莊重。孔子曾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這種“如在”的虔誠，需通過雅言的莊重表達來維係。
曆史上的“禮崩樂壞”常伴隨語言混亂。春秋時期“季氏八佾舞於庭”《論語?八佾》），不僅是禮儀僭越用天子的八佾舞），其祭祀時的祝詞也“多俚俗”《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如將“皇天”稱為“老天爺”，與雅言的莊重相悖；而孔子“執禮用雅言”，是試圖通過語言規範恢複禮儀的嚴肅性，正如《禮記?中庸》“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語言的規範是修身的基礎——當一個人在禮儀中能準確使用雅言，其行為也會自然合乎禮。
五、孔子的語言觀：雅言與方言的辯證統一
孔子並非否定方言，而是主張“雅言為主，方言為輔”。《論語?述而》“子所雅言”，“所”字表明雅言是特定場合教學、執禮）的選擇，日常交流可能使用方言，如他在魯國與鄉鄰對話，可能用魯地方言，《論語?鄉黨》“鄉人之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與鄉人飲酒時的互動，用方言更顯親切。這種“因場合擇語言”的靈活，避免了語言規範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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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弟子的語言教育也體現這種辯證。《論語?先進》記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回答同一問題，孔子根據弟子性格冉有退縮、子路冒進）調整語氣，這種“因材施教”的語言策略，與“雅言為主，方言為輔”的原則一致——核心思想雅言）不變，表達形式語氣）靈活。
“雅言”是“仁道”傳播的工具。孔子的核心思想“仁”，需通過雅言才能準確傳遞，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欲”欲望）“施”施加）等詞彙在雅言中有明確內涵，楚地方言“欲”與“要”混用，可能弱化其道德意味；他周遊列國“傳道”，若不用雅言，“仁”的理念便會因語言障礙而失真，這是他重視雅言的根本原因——語言統一是思想統一的前提。
對比“鄭聲淫”的批評，更顯雅言的價值。《論語?衛靈公》“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是鄭國的民間音樂，其歌詞多用方言俚語如《詩經?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的直白情愛表達），孔子認為其“淫”過度放縱）；而雅言的“《詩》《書》之聲”，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語言的規範與情感的適度相統一，體現儒家的“中庸”之道。這種對“雅”與“俗”的區分，不是文化歧視，而是對“文質彬彬”《論語?雍也》）的追求——語言需有“文”規範），也需有“質”真誠），雅言正是“文質平衡”的體現。
六、曆史回響：雅言傳統的傳承與演變
漢代“國語”對雅言的繼承，體現在“洛陽語”的官方地位。西漢定都長安，仍以“洛陽語”為“國語”繼承雅言），《漢書?藝文誌》“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這裡的“諷書”需用國語，確保文書的統一。許慎《說文解字》“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整理文字以“國語”為標準，與孔子用雅言正名一脈相承。
東漢鄭玄注“三禮”，用“今文”漢代通行語）解釋古雅言，體現“雅言”隨時代演變的靈活性。他注《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將古雅言的“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譯為漢代通行的“五穀”粟、麥、稻、黍、稷），既保持經典原意，又便於時人理解，這種“古今語言的橋梁”作用，與孔子用雅言傳經的精神一致。
唐代“官話”的形成與發展，使雅言傳統得以延續。唐代以“長安話”為官方語言，科舉考試需用官話，《新唐書?選舉誌》“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帖經”默寫經典）需用官話讀音，確保對“經義”的準確理解。王維“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詩句，用官話吟誦時“親”與“身”押韻古音），這種韻律美正是對《詩經》雅言傳統的繼承。
日本、朝鮮的遣唐使學習唐語官話），將漢字詞引入本國語言，證明雅言傳統的國際影響。日本《萬葉集》中的“和歌”，大量使用漢語借詞如“明月”“春風”），讀音模仿唐語；朝鮮《三國史記》用漢文寫作，語法受唐語影響，正如孔子用雅言傳經，唐代用官話傳播中華文化，語言成為文明交流的紐帶。
明清“官話”與白話的並行，延續了“雅俗並存”的模式。明清以“北京話”為基礎形成官話，用於官方文書、科舉考試；同時白話文學興起如《紅樓夢》《水滸傳》），但科舉仍需用官話寫作“八股文”需用規範語言）。這種“雅用於官方，俗用於民間”的格局，與孔子“雅言用於詩書執禮，方言用於日常”的模式一致，體現語言規範與生活語言的辯證統一。明代呂坤《交泰韻》“夫雅言者，天下之公言也；方言者，一方之私言也。公言行則私言廢，私言廢則天下通”，雖強調官話的統一作用，也承認方言的存在價值，與孔子的語言觀一脈相承。
七、雅言的當代映射：普通話與文化認同
普通話推廣是現代雅言實踐，其與雅言的精神內核一脈相承。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與孔子的雅言一樣，旨在消除方言隔閡，便利交流。據教育部數據，2020年全國普通話普及率達80.72，較2000年的53.06大幅提升，為文化教育、經濟發展提供語言保障——偏遠山區的孩子通過普通話接受教育，農民工通過普通話在城市就業，這種溝通的便利，正是“子所雅言”在當代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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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誦讀中的語言規範，讓雅言傳統煥發新生。近年來“國學熱”中，用普通話誦讀《詩經》《尚書》，能保持韻律和意義的準確：
《詩經?邶風?擊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普通話朗誦時“手”“老”的韻腳雖不明顯古音押韻），但通過拚音標注的“古韻”，仍能體會其深情；
《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用普通話的清晰發音，讓“自滿招致損失，謙虛得到益處”的道理家喻戶曉；
中小學教材中的文言文注釋，用普通話解釋古雅言如“走”譯為“跑”，“兵”譯為“兵器”），確保學生理解，正如孔子用雅言教弟子，現代教育用普通話傳經典，語言的橋梁作用從未改變。
八、雅言的終極意義：文化傳承的語言紐帶
“子所雅言”的終極意義，是通過語言規範保障文化傳承的連續性。《詩》《書》是文化基因，禮儀是行為準則，雅言則是傳遞這些基因的載體，正如《周易?係辭》“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語言是思想的關鍵，統一的語言能確保文化基因不被曲解、不失傳。從“關關雎鳩”的愛情觀到“克明俊德”的道德觀，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倫理觀到“禮之用和為貴”的處世觀，正是通過雅言及後世的國語、官話、普通話）的準確傳遞，才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
從孔子的雅言到當代的普通話，語言規範的本質不變：促進理解，凝聚共識。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瑰寶如粵語的九聲六調、吳語的軟糯婉轉），雅言普通話）是民族文化的紐帶，二者並行不悖——正如孔子在杏壇用雅言講授，在鄉鄰間用方言交流，現代社會也需“推普”與“保方”並重：推廣普通話便於全國交流，保護方言留住地域特色，在統一中尊重差異，在差異中尋求共識，這是對“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儒家智慧的最好實踐。
孔子的“雅言”之教，像一條看不見的線，將《詩》《書》的智慧、禮儀的莊重串聯起來，穿越千年仍在發揮作用。當我們用普通話朗讀“關關雎鳩”，當我們在禮儀場合使用規範語言，當我們用標準中文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都是在延續“子所雅言”的精神——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血脈，守護語言的規範，就是守護文明的根基，正如那被孔子用雅言講授的《詩》《書》，文字雖古，意義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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