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中的這句讚歎，是孔子對舜、禹兩位上古聖王執政境界的至高評價。“巍巍乎”，形容舜、禹的品德與功業崇高偉大，令人敬仰；“有天下而不與焉”，則點明了他們執政的核心特質——雖擁有天下的統治權，卻不將權力視為私產，不貪圖權位帶來的私利，始終以天下百姓的福祉為根本。在孔子心中，舜、禹的執政境界是“公天下”的典範，是後世統治者與為政者的理想標杆。春秋時期，諸侯爭霸、權力私有的現象盛行，孔子對舜、禹的讚歎，不僅是對上古聖王的緬懷，更是對當時混亂政治秩序的批判與對“仁政”“公心”的呼喚。在當代社會，無論是公共治理領域，還是組織管理、個人修養層麵，“有天下而不與”所蘊含的“公心”“責任”“利他”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溯源：堯舜禹時代的“禪讓製”與“公天下”傳統
要理解孔子“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的讚歎，需先回到堯舜禹所處的上古時代，厘清“禪讓製”的內涵與“公天下”的傳統——正是這種以“公”為核心的政治製度與執政理念，孕育了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崇高境界。
一）堯舜禹時代的“禪讓製”：權力傳承的“至公”典範
堯舜禹時代的“禪讓製”，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公天下”的重要體現。與後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世襲製不同，“禪讓製”的核心是“選賢與能”——統治者在晚年時，不將權力傳給自己的子孫，而是通過考察，將權力禪讓給品德高尚、能力出眾、深得民心的賢才，確保天下能在賢明者的治理下，實現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
據《尚書》《史記》等典籍記載，堯在晚年時，因兒子丹朱“頑凶”，不足以擔當治理天下的重任，便開始尋訪天下賢才。他聽說舜“性至孝”，麵對父親瞽叟的愚頑、後母的囂惡、弟弟象的傲慢，始終堅守孝道，以德報怨，且在民間治理中展現出卓越的才能，深受百姓愛戴。堯於是對舜進行了長期考察：將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觀察他的家庭德行；讓九個兒子與舜相處，觀察他的待人接物；派舜負責推行教化、管理百官、主持祭祀、治理水患等事務，檢驗他的執政能力。經過二十八年的考察，堯確認舜具備治理天下的品德與能力，最終將天下禪讓給舜。
舜執政後，同樣以“公心”治理天下，他任用皋陶、後稷、契、禹等賢才，分彆負責司法、農業、教化、治水等事務，使天下呈現出“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繁榮景象。在晚年時，舜因兒子商均“亦不肖”，便效仿堯的做法，考察並禪讓天下給治水有功、深得民心的禹。禹因父親鯀治水失敗被處死，懷著“救民於水患”的責任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最終成功治理了泛濫的洪水，讓百姓得以安居。舜通過長期考察，確認禹的品德與能力，將天下禪讓給他。
這種“禪讓製”，本質上是權力的“公器公用”——權力不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而是治理天下、造福百姓的工具。舜、禹正是在這種製度與傳統的滋養下，形成了“有天下而不與”的執政境界，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為百姓謀福祉中，而非追求個人私利。
二）“公天下”與“私天下”的對比：孔子讚歎的時代背景
孔子之所以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境界發出“巍巍乎”的讚歎，與春秋時期“私天下”的政治現實形成鮮明對比。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原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公天下”理念被打破，諸侯將封地視為私產，為爭奪土地、人口與權力相互攻伐；卿大夫則將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甚至出現“陪臣執國命”的現象，權力成為滿足個人與家族私欲的工具。
例如，齊桓公雖以“尊王攘夷”為口號稱霸諸侯，但其核心目的是擴張齊國勢力，滿足個人的霸權欲望；晉文公通過“退避三舍”等手段奪取霸權，本質上也是為了晉國的私利；魯國的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分公室”，將魯國國君的權力與土地瓜分，完全將國家權力視為私產。這種“私天下”的政治現實，導致戰亂頻繁、百姓流離失所，社會陷入動蕩。
孔子一生致力於恢複周禮，推崇“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在他看來，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境界，正是“公天下”的完美體現——權力不私享、利益不獨占，始終以百姓福祉為根本。因此，他對舜、禹的讚歎，既是對上古“公天下”傳統的緬懷，也是對當時“私天下”政治現實的批判，更是對後世為政者樹立“公心”、推行“仁政”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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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析“有天下而不與焉”：舜、禹執政境界的核心內涵
“有天下而不與焉”，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它不僅指舜、禹不將天下視為私產，更包括他們執政時的“無私心”“無特權”“重責任”，是“公心”“仁心”“責任心”的完美統一。
一）“不與”的核心：權力不私享，天下為公
“有天下而不與焉”的核心，是“權力不私享”——舜、禹雖擁有治理天下的權力，卻不將權力視為滿足個人私欲的工具，而是將其作為“公器”，用於為百姓謀福祉、為天下謀太平。
1.不傳子而傳賢：權力傳承的“至公”
舜、禹在權力傳承上的“不與”，最直接體現在“不傳子而傳賢”。堯禪讓天下給舜時，並非沒有兒子丹朱），而是認為丹朱品德與能力不足以治理天下，若傳位給丹朱，會導致百姓受苦、天下大亂；舜禪讓天下給禹時，同樣如此，兒子商均“不肖”，便毅然將權力傳給治水有功、深得民心的禹。這種“不傳子而傳賢”的選擇，完全摒棄了“權力私有”的觀念，將天下百姓的福祉置於個人家族利益之上，是“公天下”的極致體現。
對比後世的世襲製，舜、禹的選擇更顯崇高。世襲製下，統治者往往將權力視為家族私產，即便後代“不肖”，也強行傳位，導致“昏君輩出”，百姓遭殃。如夏桀、商紂、周幽王等暴君，皆因世襲而登上王位，最終因暴虐無道而亡國，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舜、禹的“不傳子而傳賢”，則確保了權力能落在賢明者手中，實現天下的長治久安。
2.不享特權而親民：執政過程的“無私”
舜、禹在執政過程中，也始終保持“不享特權而親民”的作風，不將權力帶來的便利與待遇視為個人應得的私利，而是與百姓同甘共苦，深入民間了解疾苦。
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在未執政前，便“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與百姓一同勞作，體驗百姓的生活；執政後，他依然保持簡樸的生活，“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儘力乎溝洫”——飲食簡單，卻用心祭祀鬼神；穿著樸素，卻將祭服做得精美；宮殿簡陋，卻全力治理水利。他還“巡守四方”，走遍天下，考察諸侯的政績，傾聽百姓的聲音，解決百姓的困難。
禹更是以“親民”“無私”著稱。在治水過程中，他“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親自拿著農具帶頭勞作，與百姓一同風餐露宿；“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飲食衣著簡樸，卻將財力都投入到治水工程中；“三過家門而不入”，即便路過家門，聽到孩子的哭聲，也因治水任務緊急而不敢入內，完全將個人家庭情感置於百姓安危之後。執政後，禹依然保持這種作風，輕徭薄賦，關注民生，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這種“不享特權而親民”的執政作風，正是“有天下而不與焉”的生動體現——權力沒有讓他們變得貪圖享受，反而讓他們更加牢記責任，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為百姓謀福祉中。
二）“有天下”的責任：掌權即擔責，利民為本
“有天下而不與焉”中的“有天下”，並非指擁有天下的所有權，而是指承擔治理天下的責任。舜、禹“有天下”，意味著他們肩負起了讓百姓安居樂業、讓天下和諧穩定的重任，這種責任是他們執政的根本動力，也是“不與”的前提——正因為將“有天下”視為責任而非特權，他們才會不私享權力、不貪圖私利。
1.治水救災：解百姓之困的責任擔當
禹治理洪水的壯舉，是“有天下”即擔責的最典型體現。當時，洪水泛濫，“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百姓“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生活苦不堪言。堯派鯀治水，鯀采用“堵”的方法，九年而不成，被舜處死。禹繼承父業後，深知治水責任重大，若治水失敗，百姓將繼續遭受水患之苦。於是，他改變治水方法，采用“疏”的策略，“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將洪水引入大海。
在治水過程中，禹麵臨著無數困難：自然環境惡劣，山路崎嶇、洪水洶湧；時間緊迫，洪水隨時可能吞噬百姓的生命與家園；輿論壓力巨大，父親治水失敗被處死，他若失敗，不僅會辜負舜的信任，更會讓百姓失望。但禹始終沒有退縮，以“舍生忘死”的精神承擔起治水的責任，最終成功治理洪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百姓得以回到平原安居樂業。
這種“解百姓之困”的責任擔當，正是“有天下”的核心內涵——掌權者的首要責任，是解決百姓最迫切的困難，讓百姓過上安穩的生活，而非追求個人的權勢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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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化百姓：促社會和諧的責任擔當
舜執政時，同樣以“教化百姓、促社會和諧”為重要責任。當時，社會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百姓之間存在“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不和、長幼無序、朋友不信”等問題。舜深知，僅靠刑罰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教化，讓百姓樹立道德觀念，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於是，舜任命契為司徒，負責推行“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教導百姓遵守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任命皋陶為大理，負責製定刑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通過刑罰輔助教化，讓百姓知敬畏、守規矩；同時，他還親自以身作則，以孝悌、誠信、仁愛等品德影響百姓，讓百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經過舜的教化與治理，社會風氣得到顯著改善，“百姓親和，諸侯順服”，形成了“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的和諧局麵。這種“促社會和諧”的責任擔當，同樣是“有天下”的重要內涵——掌權者不僅要解決百姓的物質困難，還要關注百姓的精神需求，通過教化提升百姓的道德素養，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
三、孔子讚舜禹的深層用意：對“仁政”與“公心”的呼喚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期，麵對“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的混亂局麵，他一生致力於恢複周禮，推行“仁政”，而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執政境界，正是他心中“仁政”與“公心”的完美典範。因此，他對舜禹的讚歎，背後蘊含著深層的用意——既是對上古“公天下”傳統的緬懷，也是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批判，更是對後世為政者與士人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