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一、長府之議：春秋亂世的治政叩問
魯都曲阜的晨光，穿過宮牆的飛簷，落在長府的朱漆大門上。這座承載著魯國府庫職能的建築，在春秋末期的風雨中已顯陳舊。當“魯人為長府”的消息傳遍曲阜，一場關於是否重修的爭論，悄然在朝野間蔓延。孔門弟子閔子騫，以一句“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為這場爭論注入了儒家的理性思考，而孔子那句“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讚歎，更讓這則簡短的記載，成為《論語》中關於治政、守常與變通的經典命題。
要理解這場爭論的深意，必先回溯春秋末期的時代語境。彼時的魯國，早已不複西周初年的禮樂鼎盛。三桓專權，公室衰微，君臣失序，禮崩樂壞的陰霾籠罩著這片土地。魯昭公曾試圖奪回權力，卻兵敗逃亡齊國，客死異鄉；季氏“八佾舞於庭”，公然踐踏禮樂製度，孔子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這樣的背景下，“魯人為長府”絕非單純的修繕工程，其背後暗藏著複雜的政治考量。長府作為魯國的重要府庫，掌管著財富與兵甲，重修長府，或許是公室試圖重振權威的象征，或許是三桓擴張勢力的手段，又或許隻是亂世中一項未經深思熟慮的倉促決策。
閔子騫身處其中，敏銳地察覺到了這項工程背後的隱憂。他提出“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並非固執守舊，而是基於對現實的清醒認知。“仍舊貫”，即遵循舊有的規製與模式，不輕易變革。在閔子騫看來，長府雖舊，但若仍能履行其職能，便無需勞民傷財、大興土木。春秋亂世，百姓流離失所，國力凋敝，此時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而非耗費民力於無謂的工程。更何況，在禮製紊亂、政治動蕩的局麵下，貿然重修長府，很可能引發新的權力紛爭，加劇社會的不穩定。
閔子騫的這句發問，延續了他“訚訚如也”的性情特質。“和悅而諍”，溫和卻堅定，既沒有激烈的反對，也沒有盲從的附和，而是以一種理性的姿態，提出了更符合民生與治道的建議。他深知，治政的核心不在於追求表麵的光鮮，而在於務實利民；變革的前提，是對現狀的充分考量與對後果的審慎預判。這種不尚空談、注重實際的態度，與前文所述的冉有、子貢的“侃侃如也”形成了微妙的呼應，卻又多了一份溫潤中的堅守。
孔子聽聞閔子騫的言論後，由衷讚歎“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份讚歎，既是對閔子騫洞察力的肯定，也是對儒家治政理念的重申。“言必有中”，意味著言論要切中要害，符合道義與實際。在孔子看來，真正的智者，不會輕易發表言論，但一旦開口，便必然直指問題的核心。閔子騫的“仍舊貫”之論，正是如此——它沒有糾纏於工程的細節，而是直指亂世治政的根本：以民為本，審慎變革。
這場發生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長府之議，如同一麵鏡子，照見了春秋亂世的政治困境，也照見了儒家弟子的治政智慧。它讓我們看到，在動蕩的時代，堅守合理的舊製、避免盲目變革，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理性；而基於民生福祉與社會穩定的考量，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更是一種負責任的擔當。閔子騫的這句“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不僅是對一項工程的質疑，更是對亂世治政的深刻叩問：在禮崩樂壞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堅守秩序？在變革與守常之間，我們該如何尋找平衡？
二、“仍舊貫”的深層智慧：守常與循道
閔子騫提出的“仍舊貫”，絕非簡單的守舊複古，其背後蘊含著儒家深刻的守常智慧。“常”者，並非僵化的舊製，而是曆經實踐檢驗、符合天道人倫的根本原則與合理秩序。在儒家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在傳承與變革中尋找平衡，而“仍舊貫”的核心，正是堅守那些不可動搖的根本，遵循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
“仍舊貫”的第一層智慧，是尊重傳統，堅守合理的製度與秩序。春秋時期的“舊貫”，核心是西周以來的禮樂製度。這套製度以“仁”為核心，以“禮”為載體，規範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關係，維係著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雖然到了春秋末期，禮樂製度已遭嚴重破壞，但其中蘊含的合理內核，如仁愛、誠信、謙讓、責任等，依然是社會運行的基石。閔子騫主張“仍舊貫”，正是看到了禮樂製度中這些不可替代的價值。他認為，與其貿然推翻舊製、另起爐灶，不如在現有製度的基礎上進行修補與完善，保留其合理部分，摒棄其僵化之處。
這種對傳統的尊重，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有著充分的體現。孔子一生致力於“克己複禮”，並非要恢複西周製度的每一個細節，而是要恢複禮樂製度背後的精神內核——仁與義。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表明，儒家所推崇的傳統，是一種動態的傳承，而非靜態的固守。“仍舊貫”並非拒絕一切變革，而是拒絕盲目變革、任性而為的變革，主張在傳承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損益。正如長府的修繕，若舊有規製仍能適用，便無需徹底重建；若確有不合理之處，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修補，而非推倒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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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貫”的第二層智慧，是務實利民，反對勞民傷財的形式主義。春秋亂世，各國諸侯為了爭奪霸權、彰顯權威，往往大興土木，修建宮殿、府庫、城池，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導致民不聊生，社會矛盾激化。魯人重修長府，很可能也帶有這樣的功利目的——要麼是公室試圖通過修建宏偉的府庫來彰顯殘存的權威，要麼是權臣借機斂財、擴張勢力。閔子騫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提出“仍舊貫”，本質上是反對這種不顧民生疾苦的形式主義做法。
在儒家的治政理念中，“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核心原則。孔子強調“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反對統治者過度剝削百姓。冉有曾為季氏聚斂財富，孔子憤怒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這表明，儒家將是否利民、是否節用，作為評判治政得失的重要標準。閔子騫的“仍舊貫”之論，正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他認為，長府的核心功能是儲存財富與兵甲，隻要這些功能能夠正常發揮，便無需追求建築的華美與宏偉。在百姓生活困苦、國力薄弱的情況下，將有限的資源用於改善民生、增強國力，才是治政的正道；而耗費民力於表麵工程，隻會加劇社會的動蕩與危機。
“仍舊貫”的第三層智慧，是審慎變革，避免激進變革帶來的風險。變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變革的方式與節奏，直接關係到變革的成敗與社會的穩定。春秋時期，許多國家都曾進行過變革，如齊國的管仲改革、晉國的“作爰田”“作州兵”、魯國的“初稅畝”等。這些變革中，有的取得了成功，促進了國家的發展；有的則因過於激進、脫離實際，導致了社會的混亂。閔子騫主張“仍舊貫”，正是基於對激進變革風險的深刻認知。
在閔子騫看來，變革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首先，要有明確的目標與合理的規劃，不能盲目行事；其次，要得到百姓的支持與認同，不能違背民心；再次，要循序漸進，逐步推進，不能急於求成。長府的重修，若沒有充分的論證、合理的規劃，也沒有考慮到百姓的承受能力，便屬於激進的變革，很可能引發一係列問題。因此，他主張“仍舊貫”，先維持現狀，待條件成熟後再進行必要的變革。這種審慎的態度，體現了儒家“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變革不足，會導致社會停滯不前；變革過度，則會引發社會動蕩，唯有把握好變革的度，才能實現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孔子對閔子騫的讚歎，正是對這種守常智慧的肯定。“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騫的一句話，既切中了亂世治政的要害，也道出了儒家關於傳承與變革的核心主張。在孔子看來，真正的治政者，應當像閔子騫那樣，具備尊重傳統的敬畏之心、務實利民的仁愛之心、審慎變革的理性之心，在守常與變通之間找到平衡，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
三、“言必有中”：閔子騫的人格境界與治政洞見
孔子稱讚閔子騫“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句讚歎不僅是對閔子騫言論的肯定，更是對其人格境界與治政洞見的高度認可。“言必有中”，看似簡單，實則蘊含著深厚的修養與敏銳的洞察力。它要求言說者既要深諳道義，又要洞察現實；既要堅守原則，又要切中要害。閔子騫之所以能達到“言必有中”的境界，與他的人格修養、生活閱曆及對儒家治道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
“言必有中”的前提，是深厚的道德修養與堅定的原則立場。閔子騫作為孔門“德行科”的代表，以仁厚、孝悌著稱。“蘆衣順母”的故事，展現了他內心的仁愛與隱忍；辭官不仕、“不食汙君之祿”的選擇，彰顯了他堅守道義的原則立場。這種深厚的道德修養，讓他在麵對各種問題時，能夠以道義為準則，明辨是非，不為私利所惑，不為權勢所屈。在長府之議中，他沒有考慮公室或權臣的利益，而是站在百姓與國家的立場上，提出了符合道義與民生的建議。正是因為他堅守“以民為本”“節用愛人”的原則，才能在紛繁複雜的政治局勢中，一眼看穿問題的本質，說出切中要害的言論。
“言必有中”的核心，是敏銳的現實洞察力與深刻的問題分析能力。春秋末期的魯國，政治腐敗，民生困苦，社會矛盾尖銳。閔子騫身處其中，對社會的現實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深知，此時的魯國最需要的是穩定與發展，而非表麵的浮華；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而非勞民傷財。因此，當魯人提出重修長府時，他立刻意識到這項工程背後的問題：耗費民力、加劇矛盾、可能引發權力紛爭。這種敏銳的洞察力，並非天生具備，而是源於他對社會現實的長期觀察與深入思考。他關注百姓的疾苦，關注國家的命運，能夠從看似普通的工程中，看到其對社會全局的影響。這種將具體問題與社會現實、治政理念相結合的分析能力，讓他的言論具備了深刻的現實意義與指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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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有中”的表現，是溫和而堅定的言說方式與務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閔子騫提出“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並非以強硬的態度反對重修長府，而是以一種商量、建議的語氣，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這種“和悅而諍”的言說方式，既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激化矛盾，體現了儒家“和而不同”的處世之道。同時，他的建議並非空泛的口號，而是具備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仍舊貫”，即維持長府的舊有規製，不進行大規模的重修。這種務實可行的建議，既考慮到了魯國的實際情況，又符合百姓的利益，更容易被接受與采納。相比之下，那些脫離實際、空喊口號的言論，即便言辭激烈，也難以產生實際的效果。
閔子騫的“言必有中”，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為後世的治政者與士人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在治政方麵，它提醒治政者要時刻堅守道義原則，關注民生疾苦，具備敏銳的現實洞察力與審慎的變革態度。在言說方麵，它告誡人們要謹言慎行，不說無意義的空話、大話，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用。在人格修養方麵，它激勵人們要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與認知能力，讓自己的言論與行為都符合道義與實際。
曆史上，許多賢明的君主與治政者，都踐行了“言必有中”的理念。西漢的漢文帝，深知秦末戰亂後百姓需要休養生息，因此采取“無為而治”的政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當有人建議修建露台時，漢文帝計算了工程的耗費，認為“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於是放棄了修建計劃。他的這一決策，正是“言必有中”的體現——洞察百姓疾苦，堅守節用愛人的原則，提出務實可行的政策。唐太宗李世民，虛心納諫，鼓勵大臣直言進諫。魏征等大臣常常犯顏直諫，提出許多切中要害的建議，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等，這些建議都對貞觀之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太宗與魏征的君臣互動，正是“言必有中”與虛心納諫的完美結合，展現了治政的最高境界。
在現代社會，“言必有中”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在政治領域，它要求決策者要深入調研、實事求是，製定符合國情與民生的政策，避免盲目決策與形式主義；在企業管理領域，它要求管理者要傾聽員工的意見與建議，關注市場的變化與客戶的需求，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在學術研究領域，它要求學者要立足現實、求真務實，提出有價值的學術觀點與解決方案，避免空洞的理論思辨；在日常生活中，它要求我們要謹言慎行，尊重他人，說話做事要考慮後果，做到言之有物、行之有果。
四、守常與變通：儒家治道的永恒命題
閔子騫的“仍舊貫”與孔子的“言必有中”，共同指向了儒家治道的核心命題——守常與變通。守常，是堅守那些符合天道人倫、曆經實踐檢驗的根本原則與合理秩序；變通，是根據時代的發展與現實的變化，對具體的製度、方法進行適度的調整與革新。守常與變通，並非相互對立，而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守常是變通的基礎，變通是守常的延伸；沒有守常，變通就會失去方向，陷入混亂；沒有變通，守常就會變得僵化，阻礙發展。
儒家對守常與變通的辯證關係，有著深刻的認識。孔子主張“克己複禮”，堅守禮樂製度的精神內核，這是守常；但他也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強調禮的運用要靈活變通，符合實際情況，這是變通。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既堅守“仁政”的根本原則，又根據戰國時期的社會現實，提出了“製民之產”“謹庠序之教”等具體的政策主張，體現了守常與變通的統一。荀子則更加強調變通的重要性，他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但他同時也強調，變通不能違背根本原則，要“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在儒家看來，守常與變通的辯證統一，體現在治政的各個方麵。在製度建設上，要堅守“以民為本”“依法治國”的根本原則，這是守常；同時，要根據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變化，對具體的製度進行修訂與完善，這是變通。例如，中國古代的賦稅製度，從夏商周的“貢助徹”，到秦漢的“編戶齊民”，再到隋唐的“租庸調製”、兩宋的“方田均稅法”、明清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雖然具體的征收方式不斷變化，但“輕徭薄賦”“公平稅負”的根本原則始終沒有改變。這種製度上的變革，正是守常與變通的完美結合，既適應了時代的發展，又堅守了儒家的治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