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寧遠將軍劉秀之率本部3萬兵馬,自秦梁襲擾汧隴,配合進攻。”
“全體將士,務必同仇敵愾、上下協力,擊潰魏軍!”
最後一句,劉義隆有些歇斯底裡。
“臣弟遵令。”
“兒臣遵旨。”
“微臣遵旨。”
所有人都大聲喊道。
皇帝不要太監宣詔,而是親自當麵口諭。
眾人既感熱血沸騰,也覺得壓力山大。
……
劉宋皇帝禦前會議,所謂“商議北伐”,其實是沒有商量餘地的。
劉義隆早就與親弟弟、太尉、江夏王劉義恭密議了幾次,拿定了主意:舉全國之力北伐魏國。
禦前會議上,皇帝公布的“三路出擊、一路襲擾”方案,也是兩兄弟商定的結果。
會議結束後,劉宋全國立即進入備戰狀態。
現在是五月,七月雨季開始後,河水暴漲,各航道通航能力大增,是一年中運輸軍隊、武器、糧草供給等人員物資的最佳時機。
南北朝混戰到如今,變成宋、魏兩國對峙。它們都想吞並對方,卻都不敢輕舉妄動。
這是因為兩國各有優勢、劣勢。
僵持也好、決出強弱也好,都受到某些條件製約。
首先是地理條件。
這裡不得不提及“中國”這個概念。
“中國”最早出現在西周金文體《尚書》中,那時的“中國”概念,是指夏商周以來,“華夏民族”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的地理位置,不同曆史時期,並不是絕對固定的。
有時更靠西部,有時往東移,有時向南邊發展,有時又占了北邊一些地盤。
大致上是在後世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區域。
《尚書》裡,華夏民族居住地之所以用“中國”概念,是因為東、南、西、北都有其他民族居住。
那就是所謂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這四個明顯帶貶義的概念,是華夏民族對其他民族的稱呼。
其實就是指後來的東胡、鮮卑、匈奴、羌、氐、羯…等民族。
也就是東方的越國、南方的楚國、西域各國、北方東胡或匈奴政權。
“中國”不斷向東、南、西、北擴大地盤,融合族群,概念代表的區域也不斷變大。
但是可以說,一直到很晚,“中國”隻是一個“地理+文化”概念。
“中國”正式成為法律概念,要到1869年。
那年,清朝政府與沙俄政府簽訂《尼布楚條約》。
條約上,兩個締約主體,一方是“沙俄”,一方是“中國”。
這個“中國”,就是清朝政府代表索額圖、佟國維,用來代替大清政府的名稱。
自此以後,涉及到國家關係時,“中國”才成為這一片區域核心國家的稱呼。
在此以前,秦、漢、晉、南北朝國家、唐宋元明清,都是以自己的政權名稱代表自己國家名稱。
正因如此,東周時期的那些國家名稱,在曆史上反複出現。
比如,曹丕奪漢,他建立的政權是“魏國”,這個“魏國”,也就是春秋晚期,“三國分晉”產生的那個“魏國”的名稱。
曹丕自稱“魏國”,也是複辟東周魏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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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拓跋珪將自己的國家名稱,由“代國”改為“魏國”,也是想表明:自己的道統來自“東周魏國→曹氏魏國”。
同理,司馬炎篡魏,將國號改成“晉”,也是要表明:自己就是春秋霸主“晉國”的繼承者。
劉裕將國號定為“宋”,也是用春秋時期的宋國定位自己,表明自己是有道統傳承的。
後來出現的“齊”、“周”、“陳”…等等,都是同樣原理。
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無論這片區域的政權名稱怎麼變,其地理格局變化卻不大。
具體來說,這片區域的地理格局有兩道明顯分界線:東西分界線、南北分界線。
東西分界線是大興安嶺—太行山脈—巫山山脈—雪峰山脈。
這幾座東北—西南走向的山係,將這片區域的地界分成兩部:東部地勢低、整體平坦;西部地勢高、整體是山係連綿且多崎嶇。
而這片區域的南北分界線是秦嶺—淮河。
秦嶺西起隴南甘肅南部),東至南豫州大彆山,東西長3200裡,南北最寬200裡、最窄20裡,海拔高度在2000—2800米之間。
淮河發源地正是秦嶺的東部終點,大彆山係中的桐柏山。
它向東而去,一路吸收許多支流水係,穿州過郡直達東海。
淮河流域東西全長2000裡左右。
在秦嶺—淮河以南,相距大約平均500裡,是南方的母親河長江。
秦嶺—淮河以北,相距大約平均700裡,是北方的母親河黃河。
淮河是南方劉義隆宋國的生命線。黃河是北方拓跋燾魏國生命線。
長江—淮河—黃河中間這片寬約1200裡、長約2000裡的區域,就是雙方經常發生爭奪戰的地方。
對於南方劉宋國來說,長江是腹地。一方麵,它是天險,不需花太多心思去守。另一方麵,不可能全線防守長江:守不起也守不住。
因為長江多數處於平原地帶,要過江太容易了。
所以劉宋國的北部邊防是守淮。
若乾年後的1949年1月,當淮海戰役結束,北方勝出時,國際上預測中國局勢,出現幾個版本。
其中一個是“劃江而治”:以長江為分界線分南、北兩個國家。
這純粹是不懂中國地理的扯淡。
南方政權沒守住淮河,中國則不可能南北分治。
隻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方吞掉另一方、或成立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這玩意,正是交戰雙方在蘇聯操縱下,於20年前共同推翻的東西。怎麼可能再去成立它?
那就隻剩一種選擇、一個可能:死磕,一方勝出獨享政權。
結果是北方勝利。
時間回到1500年前,南方政權劉宋國決意北伐,軍事部署正是由長江沿線出發,在秦嶺—淮河一線集結,分幾個點同時向黃河推進。
南方宋國在秦嶺—淮河一線的三大軍事要地分彆是:東部淮北第一重鎮彭城徐州)、中部淮南第一重鎮壽陽、西部秦嶺淮河銜接處第一重鎮襄陽。
這三處都是水陸交通發達樞紐。
反觀北方:魏國軍隊優勢是擅長陸戰、陣地戰;劣勢是不擅長水戰、攻城戰。
劉義隆選擇七月攻打拓跋燾,正是想避開魏軍優勢,發揮己軍優勢,利用雨季、以水師出擊,攻打黃河沿岸要塞,然後堅守據點、鞏固並逐步擴大戰果。
可以說,劉義隆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正如彭城太守王玄謨所言:天時地利都在宋國。
王玄謨不敢提“人和”;
參軍沈慶之則明確指出劉宋國缺乏“人和”:昔日到彥之、檀道濟那樣的大將軍,北伐都以失敗告終。何況宋軍如今的將領,沒一個比得上到、檀二位。
不過,劉義隆則對王玄謨抱以厚望:他覺得王玄謨就是自己的白起、韓信,一定能取得北伐勝利。
劉義隆也是一位聰明絕倫的君主。他豈不知大興戰事,“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他已與王玄謨討論過多次,對後者的軍事素養十分欣賞。
在他的心中,王玄謨就是自己此次北伐的“人和”。
至於到底是不是,隻有等事實來檢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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