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有了兩位漢服專家做參謀，很快就形成了推動易服的具體思路。
本來這些事，皇帝完全可以下令給幾個臣子，讓他們去辦，不必親力親為。
但這是鮮卑族向漢族習慣轉變的大事，關係到每個鮮卑人。
拓跋宏覺得這事太過敏感，複雜性、艱難度不亞於遷都，稍有不慎很容易加劇民族矛盾。
他必須抓在手裡，不能失控。
拓跋宏之所以如此重視此事，也與皇祖母對他總結崔浩案子的教訓有關。
皇祖母曾對他說：崔浩案件發生，其實朝廷和崔家都損失慘重。
在那件案子中，崔浩家族和三個姻親家族固然遭受滅頂之災，而魏國國家也付出了極大代價：鮮卑族與漢族和平相處、逐漸融合的節奏由此斷路；國內多地爆發起義，內耗嚴重且持久。
崔浩家族被誅，表麵上看，是崔浩編纂國史時，對拓跋先祖不敬。
而實際上，國史記錄的拓跋先祖的“醜事”，都是事實，並非崔浩杜撰。
即便崔浩未請示皇帝，擅自刻史於碑、公之於世，但因皇帝拓跋燾親批過“務從實錄”，皇帝若想寬宥崔浩，也是說得過去的。
何況，銷毀那些石碑和史書，將史書刪改後重印，也不是難事。
已經公開過的書籍、石碑，所造成的負麵影響，範圍十分有限。
以當時的統治手段，很容易抹除。
崔浩之所以必死，真實根源是他主導的漢化改革失控。
要理清這事，還得從頭說起。
遊牧民族開始進入中原，是在西晉末年。
那時晉國持久內亂，造成對北防線空虛至極。
遊牧民族騎兵殺進長城以南後，感到了漢人反抗力極其羸弱。
這些遊牧民族，剛進入長城後，並沒有世代久居於此的打算，他們根本沒有定居這種概念。
他們更沒有建國方略。
所以開始時，他們隻要土地，不要人口。所過之處，不留活口，放任濕潤肥沃的耕地長草，用來放牧。
後來，他們發現，漢人竟然根本沒有趕走外來者的力量了。
於是，遊牧各族決定各據一方，鳩占鵲巢，就地安營紮寨，形成本族的統治區域。
然後向南步步蠶食、攻城掠地，仿照漢人建立國家。
從那時起，遊牧各族才改變屠光漢人的傳統做法，留下當地人，打算奴役、統治他們。
鮮卑族領袖也是從那時起，開始思考本族與漢族如何相處的問題。
鮮卑貴族中的睿智者，經過與漢人打交道後深知：鮮卑族要想形成對中原長久統治，則必須將當地漢人鮮卑化，或者鮮卑族人自我漢化。
二者必選其一。
若任由鮮卑族與漢族華夷分明、陣營對立，漢人、鮮卑人的小規模摩擦，遲早會轉變成猛烈對抗。
到那時，鮮卑人如果有能力鎮壓住局麵，必定也得大肆屠戮漢人，損害國力。
而如果鮮卑人鎮壓不住，那就更糟，自身會被漢人屠殺大半、趕回草原。
隻有民族融合，鮮卑族統治才可能長久。
這是鮮卑皇室唯一出路。
然而，漢人的人口基數、文明底蘊，實在是超過鮮卑人太多太多。
加上漢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先進太多。
鮮卑人同化統治下的漢人，無異於開曆史倒車，也不現實。
鮮卑皇族拓跋氏高層幾乎都看清了：即便鮮卑人不情願，為了國家權力延續，鮮卑族人漢化是最佳選擇。
從明元帝拓跋嗣開始，朝廷就開始討論、布局這個思路。
隻是礙於當時鮮卑族人的整體心態還難以接受漢化，所以高層的決策，聲勢不能太猛，步子不能太大。
到太武帝拓跋燾時期，皇族政權穩固了，國力也強盛了，推進漢化的條件也成熟了許多。
拓跋燾便把這項工作，交給了他無比信任的司徒崔浩，讓後者大膽嘗試。
崔浩在魏國朝廷，曆經了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燾三代國主，聲望在臣子中無人可比，受信任程度在拓跋燾時期達到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