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標榜中立外交，因此殖民地的軍事力量（荷屬印度軍）的主要職能與其說是防備外敵的

侵略，不如說是維持國內治安。因此，能夠組織充分有效的與日本對抗的軍事力量的能力

是很弱的。

從政治的觀點來看，荷蘭在開戰前夜做出了可滿足民族主義者要求的一定的讓步，沒

有采取形成支援荷蘭局勢的積極措施。政府將極少數的著名民族主義者錄用為高階官吏，但這種措施反而引起了大多數民族主義者的反感。總之，在爪哇多少有些意義的荷蘭的抗日第五縱隊活動，僅僅是出於利用阿米爾·沙里夫丁。但尚未對日本帶來任何實質上的打

擊之前便被鎮壓了。

（2）其次，在戰前印尼的民族主義者之間，可以說對日本表示了較大的好感。在印

尼，並沒有越南的東遊運動或菲律賓革命的部分領導人所具有的那些與日本之間的具體關

系及由此產生的挫折經歷。另一方面，日俄戰爭以後，許多人認為要將日本作為亞洲近代

化的模式加以積極的評價。

這種親日感情即使經歷了日本的臺灣、朝鮮的殖民統治或日中戰爭，也沒有從根本上

改變，不如說部分主要政黨大印尼黨（PARINDRA）等有著很強的利用日本南進對荷蘭施加

壓力的戰術。從結果來看，在分析日本對外政策本質時抱著某種“樂觀”情緒，缺乏將日

本的南進作為新的殖民主義來把握的觀點。

（3）這一點與下列這種情況也有很深的關係，即：哈達、沙赫利爾等持西歐社會主

義觀點的知識分子——政治領導人在流放中，或共產黨被定為非法組織，大部分舊黨員沒

有機會在國內從事政治活動。

（4）從社會經濟方面來看，在戰前，急進的農民運動趨於活躍的機會相對較小。當

然，荷蘭當局極度警惕農村地區的政治化，而在印尼全國，如菲律賓、越南等所看到的那

樣，農村社會的階級分裂並不太嚴重，可以說這些都是難以組織急進的政治運動的原因。

（5）在馬來亞等，站在抗日運動前列的是對日本的中國政策持批評態度的華人。但

是，在印尼，華人人口很少（約佔 3.5％），而且僑生佔有優勢，再者戰前荷蘭又很警惕本

國殖民地內華人政治活動的高漲，因此華人的排斥日貨運動未能轉化為政治上的反日遊擊

運動。

（6）最後可以指出，在民眾運動中能夠使積極的反日形勢高漲的要素很少，這一點

與（2）有關。特別是在爪哇，民眾之間樸素的親日感情及日方各種各樣的“輿論工作”

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西加里曼丹社會與日本軍政

龐提納克事件的最大特點是，事件本身在以反日起義的形式爆發之前便被日軍封殺

了。進一步說，儘管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日本治安當局（海軍特別警察隊）在知道有起義

計劃的前提下，對可疑分子採取了預防性鎮壓的形式。

這一點與勿裡達事件和新加帕爾納（Singaparna）事件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同樣是被

日軍的軍事力量所鎮壓，但勿裡達事件和新加帕爾納事件是在具有一定的目的和領導之下

組織、發生的。

那麼，究竟為什麼這種奇怪的“事件”會在龐提納克發生呢？關於這一點，首先擬從

西加里曼丹這一地區所具有的特性及統治該地區的海軍的統治方針等側面來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