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沸騰這一點，給王文川造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這也影響了皇帝的判斷，最終變成了他被罷相的直接誘因。

“看來，這個利息還是要降低。

“降到年息10%？5%？

“似乎……還是有問題啊。”

楚歌想來想去突然發現，這個問題，並不全是數值問題。

不管多低，都不安全！

事實上，歷史上的王文川顯然已經預見到了利息可能對農戶造成的壓迫，所以，他在變法的細則中，已經對此做出了預防。

比如，“不願請者，不得抑配”，也就是說青苗法中的借貸屬於完全自願，農戶不想要的，不能強制攤派；

又比如，明確規定了利息最高不能超過30%。

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夠嚴格按照王文川所制定的標準來實行，那絕對不會有民怨沸騰的情況出現。

但楚歌很清楚，青苗法推行之後，王文川制定的這些限制，根本就是形同虛設。

底下負責新法的官員，很快就突破了這個上限，把年息20%，私自改成了兩季各20%，也就是全年高達40%。甚至很多官員還把這個數值定得更高，達到民間借貸100%利息的也大有人在。

至於“不願請者，不得抑配”基本上也沒被執行。因為根本沒辦法考察到底哪些是民戶自願、哪些是被強制攤派的。

官員們強制攤派後，完全可以說是民戶因為還不上借貸而撒謊，說自己被強制攤派了。

而且，為了確保新法的效果，王文川也必然要給這些官員們劃定指標。

青苗法完成了多少業績，要作為官員的考核內容之一。

從動機上來看，業績考核當然是必要的，否則如何確定哪些官員在辦事，哪些官員在陽奉陰違？

那些舊黨搞非暴力不合作，不推行新法，只有用業績考核才能揪出來。

可問題在於，一旦考核，官員們就必然會層層加碼。既然以青苗法的收益為考核標準，官員們就肯定會強制攤派、暗中提高利息，這樣才能顯得自己業績突出。

不管定多少利息，這些官員總能想辦法突破。

那麼能不能改變考核標準呢？不單純以收益為標準，而是綜合法條執行的準確度、民眾口碑等等方面進行綜合考量？

這顯然又完全不具備可行性。

楚歌思前想後，最終得出一個結論。

這20%的利息，不管降多少，都沒意義。

因為哪怕定1%的利息，官員們也總有辦法給它提高到100%，而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王文川對此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也是新法最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楚歌思前想後，決定才用更果決的措施。

“既然不管利息降到多低、都有可能被這些官員給暗中抬起來，那我乾脆強制規定，發放無息借貸！

“這麼做，至少有三個好處：

“第一，沒有了利息，官員們就沒辦法明目張膽地收取利息，最大限度地阻止這些官員‘唱歪經’，這樣一來就不會有民亂，也不至於產生讓王文川罷相的負面輿論。

“第二，很多舊黨彈劾王文川，說他‘與民爭利’。不管利息定多少，他們都會認為這是‘與民爭利’。那我直接用無息貸款，總不是‘與民爭利’了吧？這就變成了一個救濟性質的100%的善政。執行如何暫且不論，至少在道義上站住了腳。

“第三，雖說無息貸款沒賺頭，但如果青苗法真的能順利施行，一方面是會在普通民戶中產生巨大的聲望，形成不錯的輿論，支援新法；另一方面，民戶能順利度過青黃不接的階段，地裡的收成越來越好，那麼農戶能夠繳納的糧食自然越來越多，客觀上也是能增加國庫收入的。

“就這麼辦！”

一番思考之後，楚歌還是決定，先莽一波看看。

因為他發現，哪怕他帶著數百年後的智慧坐在這裡，綜合當時的社會實際，也根本沒辦法給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解決方案。

每一種方案，都是有風險的。

但他是玩家，最大的優勢在於可以一次次地重來。所以他完全可以大膽地嘗試。如果不行的話，那就從頭再來，不必像王文川一樣瞻前顧後的。

想到這裡，楚歌改掉了青苗法的規定。

在青黃不接時，官府要提供無息借貸，也就是不收取任何利息。

官員的考核中，也不再以青苗借貸數量為考核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