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沒有人的存在，也不代表就一定是純粹唯物的沒有精神心靈存在的世界。這個世界既然能夠產生人類，也能產生其它的具有精神心靈的生物。顯然它蘊涵了這些因子，倘若沒有這種因子的蘊涵，又如何有人類的產生？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問的是就是究竟這個存在裡是物質在前還是精神在前？假如物質在前，它就不能解釋和說明它自身，因為物質是不具有解釋和說明的作用與能力的，只有精神與心靈才具有這種能力。我們可不可以想象一個不能說明和解釋自己存在的原因與情形的存在？而事實的情形是，一個物質的存在必然是有它自己的原因與情形的。假如精神只是產生和附屬從屬於物質，那麼它便只能認識這個產生它的物質的有限和區域性，而不可能認識這個母體的整全與全部，因為在後的不可能認識在前的。更加不可能的是它沒有能力去說明和解釋這個產生它的母體自身的整全的存在原因與情形。物質滅了它就滅了。”飛龍說道。
“是的，邏輯上是這樣，無因不會有果。這個宇宙能孕生人類，已經說明它包含了孕生精神心靈的因子。不過我不能想象個連物質也不存在了的情形還能被稱作是存在。這顯然有些困難，無中怎麼能夠生有呢？因此我想這個世界是一定有物質的存在的，即便宇宙呈現為虛無的狀態，它也不可能是一個沒有物質的世界的，它只不過是化為一種微粒的狀態罷了，那麼這樣一種微粒的狀態也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既然如此，這樣的物質性的存在要得到一種原因和情形的說明與解釋，就必須要同時相生相伴有一種對應的精神心靈的存在，這樣才能解釋和說明它自身。這樣一種狀態，就是一種物質與精神同體共生的狀態，也就是隻要有物質存在，就必定有與之相生相伴的對應的精神心靈的存在。”丹宏說道。
“但假如完全一點物質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純粹是一片虛無和黑暗，是否就不會再有與之相對應的精神性說明了呢？不，我認為虛無和黑暗本身也需要一個對應的精神性說明，甚至其本身就是一個精神性說明，就是一個關於虛無和黑暗的精神性說明。由此可見，即便精神與物質是同體共生的，這樣一種情形也需要一個說明和解釋。即便精神和物質都沒有，這樣一種情形也需要一個說明和解釋。即物質存在必伴隨對應的精神性說明和解釋，物質不存在也需要伴隨與之對應的精神性說明和解釋，物質與精神同體共生還是需要一個說明和解釋，物質與精神皆不存在還是需要一個說明和解釋。誰來解釋和說明它們呢？上帝。”飛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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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可得出另一個情形是，物質不一定是從屬於精神的，而精神也不一定是從屬和產生於物質的，它們完全有可能是同體共生的，這樣每一個物質存在必然伴隨著與之相對應的相生相伴的精神性解釋和說明也就成立了。本著這樣一種前提以及這樣一個前提上的物質與精神運動的不可重複性，自我的唯一性就從這個不可重複性中產生。也就是每一個自我就是每一種不可重複性。那麼緣起論似乎就在這個意義上站得住腳了。那麼每一種不可重複性就是一個緣，而每一個自我就是每一種不可重複性和每一種緣的產物。這種情形下，自我便是依附於不可重複性性與緣的被組合生，而它的母體是一種恆在的與物質同生共體的精神。這精神就是絕對精神。也就是自我是絕對精神透過一個個不同的不可重複的緣而組合生成的。絕對精神是一些同質的東西，它透過不同的緣的組合形成不同的自我。某種意義上來說緣是無限的，因此自我的形成也是無限的。”丹宏說道。
“那麼自我生不知自己從何而來，死不知自己向何而去又如何解釋呢？”飛龍說道。
“自我生不知自己從何而來死不知自己向何而去其實也是講得通的，因為緣在自我在，緣滅自我滅。只有處在緣的狀態，自我才存在。而每一種緣的形成都只有一次，不可再重複，不可再複製，一旦結束就是永久結束。那麼一個自我的誕生就是這種緣的組合生成的開始，一個自我的結束就是這個緣的存在過程的結束。緣還未形成之前，自我尚不存在，它當然不知自己生從何來。緣結束以後，自我已經消亡消失，它當然也不知自己向何而去。其實就是從絕對精神而來向絕對精神而去。”丹宏說道。
“但絕對精神只是組合成自我的一些前提因子和成份，並不等同於自我，因此自我應該是不知道絕對精神究竟是什麼的。”飛龍說道。
“這個就不知道了。”丹宏說道。
“而且因著每一個緣的不可重複性，每一個自我也將不可能再被複制和重現。這樣一來，每一個自我的終局就都是一場痛苦和絕望，每一個自我的存在的本質就都是一場痛苦和絕望，而不可能有什麼西方極樂世界的出現。誰來提供西方極樂世界呢？沒有一個全知全善全能的造物主，西方極樂世界的提供如何才能成為可能？”飛龍說道。
“然而這樣一種情形在邏輯的層面上是打通了的。”丹宏說道。
“但它卻沒有在道德的層面上打通。因為絕對精神只是一些構成自我的因子和成份，自身並不具有一種統轄一切的意志和能力，也就是不具有全知全善全能的性質與能力，因此它雖然打通人的邏輯層面，卻不能滿足人的道德需求，比如人對於公正的需求。我們都知道現世人間並非完全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含冤含恨而去的人並不鮮見，好人命不長歹人活千年的現象比比皆是。面對這種無法改變的現實的無奈，絕對精神並沒有解決的能力，而只能作袖手旁觀。所以如果我們相信絕對精神，相信物質精神同體共生，相信自我是由緣而生成，則我們只能得到一種終極的痛苦感和絕望感，完全沒有希望和盼頭。我們要想此世的冤屈和不公要得到一個絕對公正的歸還和補償，就只能期待和寄望存在一個有能力實現絕對公正的全知全能全善的絕對主宰，即造物主，有袘的終極審判，末日審判，天堂與地獄的賞罰分明。這既是對人的道德公正困境的解決，也是對人的靈魂夢魘惡咒的解決。而在人面對無法得到根治的最終必有一死的痛苦和絕望面前，相信絕對精神，相信精神物質同體共生，相信自我是由緣而生成，也會同樣不會解決這個終極痛苦和絕望的問題，也不會給人帶來一種期待和希望。只有一種具有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才具有使人死而復活的能力，才具有對人進行靈魂拯救的能力，才具有讓人靈魂不死的能力。因此從人的道德情感需要和死而復活的本能願望來說，人需要渴盼和期待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這點是無法迴避的，是人性普遍的一共有的東西和特徵。所以兩相比較，期待上帝創造比相信精神物質同體共生更對人的心靈情感具有理解，說明，安撫，慰藉，拯救與希望的作用。”飛龍說道。
“以上你只是分別從理性的求真，道德的求善上來梳理自生論和創生論的不同的。然而對於人而言，眼前這個世界，宇宙的存在之謎的真相究竟是什麼？仍然是沒有提前預設和預知的答案的，一切只能靠人的自我認知，感覺，推演，分析，期待去作出自己偏向的判斷與選擇。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對人的綜合判斷能力的考驗，即到底哪一種綜合判斷才是更加靠近和接近存在之謎的真相的？很多存在現象是有自的的還是沒有目的的？是有序的還是混沌的？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是永恆的還是短暫的？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是終極的還是中間的？是確定的還是不確定的？”丹宏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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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我們以科學為例就會知道，科學顯然就是對無序的，不確定性的反對，科學的建立和明確就是基於認為和相信大自然存在有一種有序性，確定性。至於大自然與人的自我意識，情感，心靈，精神等等的存在現象，有沒有一種合乎某種目的性的情形，這就不是科學所解決的範圍，而是屬於人的判斷力範圍，類似於一種經過人自己全面綜合分析以後，並在此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推測，猜想，從而再依據此得出的判斷。”飛龍說道。
“的確，這個判斷甚至對人作出自己最終的信仰選擇也是有影響作用的。但這個判斷與信仰在沒有得到確證以前都不等同於存在之謎的終極真相本身它只是人的一種主觀努力，感覺，分析，推測，偏向，渴求，盼望，期待和選擇。也許它就是存在之謎的終極真相本身，也許並不是，但老實說人在沒有得到終極真相的真正顯現和確證之前，心裡都不是絕對地沒有疑問的。信仰即是相信和仰望，倚靠。但相信只是一種判斷和選擇，不等於真正的事實與真相。不過這就象一個猜謎的行為一樣，不論其猜測與選擇的結果是否正確，其行為都構成一種審美。審美的價值和意義在我看來就是如此。他的猜測與選擇可能是錯的，他也可能邪惡過，魔鬼過，但所有這一切掙扎的過程，你都不能不承認它已經構成了一種審美。人們對存在之謎的真相進行著各種猜測，這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人的審美。如果說真相對於人來說是不確定的，那麼審美對於人來說卻是確定的。所以說人倘若能夠把握住審美，也未嘗不是一件人生的幸事。”丹宏說道。
“然而別忘了，審美這件人生幸事畢竟是短暫的。那麼它結束之後，人的希望又何在呢？況且審美有時也是一件很殘酷的事。一個人生命的痛苦結束也可以成為對其他人的審美需求的提供。人們在別人的痛苦死亡中噓唏著，評價著，審美著，感嘆地說著太多太多。然而這些對那個死者而言，已經毫無價值和意義。活著的人們藉著死者說那麼多，其實滿足的不過是自己的理解需要和審美需要，與死者又有什麼關係呢？對他們而言，這是一場審美的自我滿足的活動需要，然而對死者而言，則是世俗生命中的一切的結束，消散，歸零，成空……死者的靈魂最終所能倚靠的不是這些去噓唏他評判他審美他的人們，而是造物主。”飛龍說道。
“嗯。”丹宏點點頭。
“不論是心物同體共生論還是上帝創生論，都會強調心的重要性，都是強調屬靈的重要性。人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屬靈，人的道德情感也是一種屬靈，其它的邏輯，理知，審美等等精神活動也都是屬靈的表現。也就是人的求善是屬靈，人的求真是屬靈，人的求美也是屬靈。總之人的所有精神活動，包括最基本的感官印象等等，都是屬靈現象。只不過人的美妙或者在於屬靈應該走向深入而不能只停留在基本和初淺的層面，你進入得越深，內中的曼妙滋味也許也就越多……”飛龍說道。
“是的。”丹宏說道。
“人有思考存在之謎的本能，願望和慾望，但人卻沒有洞悉存在之謎的能力。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既不能反對和禁止人們去往那個方面想，又要防止人們在去往那個方向想的時候失去敬畏，謙卑和無力感，而變得自以為是和狂妾自大。我們的理性認知方式很多時候都只是要依靠某一種標準和習慣的參照才能成行，才能取得共識。而任何一種標準都只是一種習慣而已，都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它其實是可以有無限種習慣與可能性的。我們的語言就是這樣一種情形。比如老虎這個存在，我們可以以這個名稱指稱它，也可以用別的名稱指稱它，這種選擇的可能性是無限的，之所以大家統一以老虎指稱它，就是一種習慣而已。也可以稱它為語言習慣，我們的語言只是無限形式中的一種而已，語言遊戲，語言表象，語言的本質與本體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因此在我看來不僅不可說的要保持沉默，便是可說的也是值得考察的，也就是說即使在可說的範圍中人也充滿了侷限性。也就是在這可說的當中也包含了無限的可能性。”飛龍說道。
“那麼對於人而言。這可說的範圍內，究竟什麼才是唯一的呢？”丹宏說道。
“我認為，在人可說和可現實觸及到的範圍內，道德性的精神心靈情感就是唯一的。它直接與它所指的相對應，除此以外別無其它可能性。所以說人若要與存在之謎的真相靠得更近，恐怕透過道德性的精神心靈情感這條路，亦即透過倫理這條道路，透過信仰啟示這條路，或者更可能與真相靠得更近。由此便愈加讓我們意識到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存在與存在之謎的真相之間是存在某種聯絡的。人們的所有遊戲規則都是在尋找標準，但是標準本身並不代表它就是本體本質，而只不過是大家的一個習慣，是大家從無限可能性中選擇出來的一個可能性來作為參照標準。也就是在現實世界中，人活在習慣遊戲當中可以，活在某以一個可能性來作為參照標準中可以，但人如果想把控那個超越這些無限性習慣背後的本體本質，想要把控那個涵蓋了無限可能性的本體本質，那是註定存在問題和不可能的。因此人們的理性認識應該從形而上的確斷中返回日常習慣的用途和遊戲規則中。但是若人們把控道德這條途徑和通道去與存在之謎的真相靠得更近，這似乎卻是可以的。道德這條途徑和通道恰好更可能與存在之謎的整全真相沾邊。因此透過道德這條途徑和通道去重建形而上學反而比透過理性這條途徑和通道去重建形而上學更具有一種可靠性和恆定性。也就是我們應該用道德去靠近形而上，而將理性僅運用於形而下的細分層面。”飛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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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科學又算是什麼呢？”丹宏問道。
“科學也是理性的某一種標準參照習慣和遊戲規則，它與存在之謎的終極真相，與本體本質的世界，隔著無限遙遠的距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關於對存在之謎的終極真相的困惑的解答這個問題上，我們對上帝的期待變得愈加更進一步，更其濃烈。因為上帝雖然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但人與袘最初的接觸和相關並不是從知的理性開始，而是從善的道德率先開始的。而且知的侷限帶給人生的遺憾和不甘遠不如善的匱乏帶給人生的遺憾和不甘大。比如我們迫於內心對一種道德上絕對公正的渴盼與期待遠遠要大過對這個宇宙世界的理性認知的渴盼和期待。理性認知的侷限固然讓我們產生遺憾，但是還不會至於令我們產生那種內心與靈魂的劇烈的無助的痛苦，然而道德公正的匱乏所造成的被欺騙，被強迫，被不公對待，被冤屈，被凌辱，被殘害等等則絕不僅僅只是令我們的人生產生遺憾，更是令我們的人生產生靈魂的劇烈的無助的痛苦。但人畢竟是一個形而下的存在，因此他不可能脫離對形而下的理性的某種標準與習慣的參照，不可能脫離理性的遊戲規則，而凌空蹈虛，他必須要尊重這些標準與習慣的參照和遊戲規則，而又不失以道德需求的情懷來展開對形而上的敬畏與謙卑，信靠和祈禱。”飛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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