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殿內，崇禎帝正在翻看近期內閣報送過來的各種奏章，其中關於平定兩廣、雲貴叛軍事務，以及各地新政、軍改落實事務的奏章佔了大多數。

崇禎帝見到劉衍對兩廣、雲貴的文官武將進行了大清洗，殺戮甚多，心中很是不滿，雖然明知那些官吏幾乎是無人不貪，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與叛軍有關聯，崇禎帝對於這些官吏也非常痛恨，可是劉衍趁機將四省官吏全部替換了一番，更讓崇禎帝心中不痛快。

此時劉衍就站在旁邊，崇禎帝翻看完畢之後，便看向劉衍，略帶不滿的說道：“劉閣老這麼做，殺戮太深了，長此以往，我大明豈不是要走上暴秦的道路了！”

劉衍說道：“陛下明鑑，有些人是不殺不行的，不殺則不足以平民憤，不殺不足以整肅朝綱！”

崇禎帝眉頭緊鎖，說道：“可是按照劉閣老這麼幹下去，就不是改革了，而是要全盤推翻我大明的各項國策。就好比衛所制，當年太祖皇帝立下衛所制，國家養兵百萬而不費百姓一粟，可是現在劉閣老推行的軍改，卻幾乎將衛所制廢除，是不是太過了！”

劉衍說道：“陛下，我大明的衛所制與戶籍制嚴密掛鉤。當年太祖皇帝分天下百姓為民、軍、匠等戶，每戶職業世襲，此舉本就有很大的弊端。所以衛所兵源即為世襲的軍戶，衛所制下，軍隊平常務農，戰時做戰。但世襲的軍功制使衛所各級將領逐漸發展為當地的豪強，各地的衛所軍戶則淪為了他們的附庸農民，使我大明的軍隊只知農耕而不知軍事，造成全國兵馬戰力普遍下降。”

崇禎帝聞言很是不滿，隱約有了爆發的跡象，一旁的王承恩不斷以目示意，讓劉衍說話注意點，可是劉衍卻視而不見。

“難道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在劉閣老眼中，就那麼不堪嗎！”

“陛下不要誤會，臣並不認為太祖皇帝之制不好，反而認為衛所制乃是我華夏千百年來的集大成之舉，實乃吸取歷朝歷代屯田經驗和兵制得失，是一種寓兵於農、守屯結合的建軍制度。當年太祖皇帝言:"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並不是自誇，而是在闡述事實，臣對此也頗為推崇。"

“只是世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衛所制度在我大明立國之初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為我大明提供了充足的精兵強將。可是軍戶為世襲，且管理頗嚴格，除籍十分困難，大致上除非丁盡戶絕、家中有人成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否則是無法除軍籍的。儘管如此，時間一長我大明的軍戶數量日漸減少。”

“此外，當年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衛所軍丁的分發地點，多以距離原籍地遙遠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長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給役卒帶來不少痛苦。正軍服役於衛所，必須帶妻同行，以安定生活並生兒育女，每一軍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糧，但實際情形則常分配不足，行軍時則發給口糧，衣裝則須自備，武器則由國家以工匠生產，如此則給軍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另外，軍士在營，分成守備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時輪流，屯田固定上交糧食，以供給守備軍及官吏，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自宣宗皇帝以後，衛所各級將官經常侵佔軍屯田地、私役軍士耕種，更是讓天下軍戶苦不堪言。”

“軍戶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兵部的統計便有逃亡者計將近四萬八千人，因此有"根補"、"勾補"等方法。根補即抓回逃軍，勾補則由其戶中以丁補，但此舉既擾民又擾官，亦有軍官藉此貪汙，迫害百姓，使鄉里間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無減。

到了正統三年，天下各道逃亡軍戶更是達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萬餘人！”

劉衍所言俱是實言，崇禎帝雖然沒有像劉衍知道的這麼詳細，但是也早有耳聞，知道劉衍說的不是虛言。

歷史上在正德十四年，吏部尚書王瓊就曾上疏:"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不下一萬六七千名，計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

到了嘉靖八年，桂鄂公佈天下兵籍，僅有兵士九十七萬。軍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與其社會位的低落亦有關，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較重視軍人，其後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軍人地位就大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軍，使大明軍人的形象更為低下。

嘉靖年間，有些衛所逃亡軍士達到在籍軍士七成左右。在嘉靖年間之後，一些衛所的逃亡軍士更是已達其總數的八成，許多邊地駐軍只剩下一半！

此時崇禎帝不再說話了，只是看著劉衍，靜靜的聽著。

“陛下，臣說了這麼多，無非就是表明一點：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時間限制的，不可能永遠的執行下去，時間一長，便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變革，如此才能讓我大明長治久安。”

“而如果一味地迷信先祖之言，固執的抱著舊有制度不變，那臣就算是三頭六臂，也挽救不了大明，救不了天下！”

崇禎帝心中稍稍平復了許多，顯然對劉衍的話是聽進去了：“這就是劉閣老寧願逼反兩廣、雲貴兵馬，寧願殺得屍山血海，寧願與全天下為敵，也要推行新政和軍改之策的原因？”

“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