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女性，章德寧和王安憶實在是沒辦法不去喜歡戴鳳蓮這樣一個女性角色。

或者在《紅高粱》這篇裡，她們看到了女性對於自身性別的超越。

雖然還有著一定的狹隘。

譬如戴鳳蓮最引以為傲的，還是她6歲就被纏上的一雙小腳。

這也說明，意識形態的覺醒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同期發出這麼多篇文學評論，看來《人民文學》很重視《紅高粱》這部啊。”章德寧說。

1982年第6期的《人民文學》上，當期不僅刊載了《紅高粱》的，還有整整三篇《紅高粱》的評論文章。

且，作者都是文學評論界的評論大家。

像是文學批評家李陀《感覺和創造性想象——關於中篇“紅高粱”》：

“.

《紅高粱》寫得美而大氣，從語言藝術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響。

《紅高粱》視角下的抗日戰爭，突破了之前幾十年間以八路軍、新四軍和民兵游擊隊等為主角的主流抗日戰爭敘述模式。

江弦選擇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邊緣人土匪為的主角。

他們自發地跟日本鬼子進行殊死搏鬥，而他們自己的生活，則是敢愛敢恨，嫉惡如仇，充滿著一種《水滸傳》以來的民間野性傳統。”

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說。

餘佔鰲是混不吝的性子，因為喜歡九兒，就殺掉了單家父子，這樣一個土匪似得人物，又在日本人來了的時候，扛起槍桿子組織抗日。

這樣的人可不就在我們這片土地上，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視角。

名聲大一點的，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

除了李陀，《人民文學》還刊發了閻綱同志，以及他們《京城文學》主編王濛的文學評論。

王濛在評論文章當中高度評價了《紅高粱》這篇，他說：

“江弦一開筆就是一場大霧。

從《紅高粱》這部中，我看到了江弦敘事一種令人恐懼的發酵能力。

閱讀過後，我獲得某種藝術滿足，就像喝了中寫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暢。”

《人民文學》每期不到20萬字的篇幅，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內容，幾乎都是《紅高粱》這篇以及對其的探討和評價。

章德寧和王安憶作為編輯，自然明白，這樣重量級的陣仗，說明《人民文學》內部有多麼重視這樣一篇《紅高粱》。

而在她們看來，《紅高粱》本身的質量，也確實值得《人民文學》不遺餘力的為其助勢。

“安憶，你那篇尋根文學作品寫的怎麼樣了？”章德寧想起不久前王安憶也在構思的一篇“尋根”文學作品，跟她打聽起來。

王安憶面色一窘，咕噥著說，“還在寫著。”

此刻她一想起不久前自己對那篇《小鮑莊》的洋洋得意，就覺得臉有些發燙。

同為“尋根”，同為鄉土氣息濃厚的題材。

江弦交出的答卷太過完美，以至於王安憶如今覺得自己所寫的每一個字都看起來那麼可笑。

再想到不久之前，她還自信滿滿的認為自己在尋根文學領域的造詣和領悟，足以追趕上江弦的步伐，能夠做他的對手。

看過《紅高粱》以後，王安憶就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醒悟過來。

她哪算得上是江弦的對手？

對手是那種一會前，一會後，你追我趕的那種。

她和他是那種，江弦庫庫往前，她連他影子都追不著，越甩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