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文化館的牆報是個奇妙的存在。

它掛在機關食堂通道的轉角處，紅頭粉筆勾勒出的標題佔了大半面積，剩下的空白，則交由各科室的寫手去填補，誰文筆好，誰膽子大，誰就能留下姓名。

我和周望的名字常出現在署名欄下，時而寫“鄉村剪影”，時而評論“學習先進典型”，筆鋒流暢，情緒剋制，又不乏溫度，深得年輕職工的喜愛。

花不常開，這種好景當然也不會太久。

出事，是因為一篇題為《鋤頭的哲學》的散文，署名周望。原本是給“知青下鄉週年紀念”專欄寫的，通篇看起來模樣周正，點綴著“理想意識”、“勞動情感”、“集體歸屬感”這些漂亮詞彙，形式過關，思想端正。但偏偏在結尾，他加了一句：“也許鋤頭從未想過自己要成為象徵，它只想躺在土地上曬曬太陽。”

這句話被盯上了。很快，便有匿名信送到上級機關，說這兩人“文字輕浮，言辭曖昧，思想滑坡”，甚至暗示“有不可言說之同好之風”。這話在那個風頭緊的年代，比一場跳大神還來得玄乎，你不知道哪句話是真的，哪句話是被逼著信的。但你必須信，而且馬上信。

文化館主任陸大肚當時在午後泡茶，讀到這封信時，一口花茶嗆進喉嚨，噴在桌上，在信紙上暈染出墨跡。

第二天一早，他把周望叫去談話，語氣沉重，實則帶著一種中年領導特有的自保焦慮：“現在不比從前，風向飄忽不定，文字最容易出事。不是我不講情面，是這情面現在講不起。為了組織安全，也為了你的前途……只能先調開。”

處理方案很快下來了。我被調去縣廣播站，負責“深化學習宣傳工作”，實際是冷處理，周望則“返鄉參與農業勞動”，說得體面，其實是遣回生産隊，重新拿起象徵著樸實與艱辛的鋤頭。

告別那天，天陰沉沉的，像燻黑的舊鍋蓋壓在頭上，讓人喘不過氣，營造出一種不送別也像送別的氣氛。

周望拎著行李站在文化館門口，我走上前，看著他，心裡泛起酸楚：“又要分開？”

周望眼神中帶著篤定：“這次我有預感，等我們再見面就不會分開了。”

我勉強擠出一個笑容：“那就借你吉言吧。”

他沖我搖搖手，轉身走得幹脆，沒回頭。我站在那裡，看著他的背影一點點融進灰色天光裡，像個從劇本上被抹去的角色，不留一句臺詞，也不留半點聲響。

周望是被遣送回去的，雖然公文上說得比這文雅，什麼“下沉到基層一線，參與鄉村文化建設”，說得像是一項殊榮。

後來，我和周望坐上回城的列車，再回看這件事，發現它可能真的是一份殊榮。

周望給我寫信求助，說自己在教書，缺教材，問我能不能幫他找幾本用於識字的書。

我在廣播站的廢書堆裡翻淘著，裡面的書年代不一，風格混雜，既有理想小英雄的故事，也有描寫“美狐娘夜遇窮書生”這樣的大毒草。我挑了幾本不至於誤人子弟的，用舊報紙包起來，又寫了一封信，寄到大沽溝。

他的回信隔了一週才到，說書收到了，孩子們很高興。他說教室是老祠堂，座位是竹筐倒扣著，黑板是一塊墨水塗了幾遍的木板。孩子們不多，讀書識字都很認真。還有，天冷記得加衣。

我向廣播站的領導請了假，聲稱是回鄉探親，其實是專門去了趟大沽溝，看看周望和讀書的孩子們。

這個村子比我想象中還要空，空不是說沒有人，而是說這兒的村民像一尊尊死物，帶著灰和舊意，一聲不吭。

我走進祠堂，陽光從屋頂破洞處落下，地上的灰塵在光裡一跳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