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因為那封事先預告的信，我和周望來帶縣文化館，文化館坐落在縣城西南角，兩層樓的紅磚瓦房，外牆刷著黃漆，大門前種著一排瘦骨嶙峋的樟樹。

我們拎著鋪蓋卷進門，來接待的主任姓陸，人稱陸大肚，因為他肚子像裝滿了紅薯粉的麻袋，軟囊囊地垂在腰帶上。

“來了就好，年輕人嘛，該有點想法，寫點有勁的東西。”陸大肚遞過來一份檔案，“這段時間你們幫我整理檔案，編編牆報，還可以寫點通訊稿，寫寫模範人物。來把這個填了，我要存個檔。”

就這樣，我們又一次落腳在了文化館。工作比生産隊清閑，中午有食堂，飯菜雖寡淡，但不必自己動手，晚上住的是樓上舊辦公室，沒蚊帳，但有電燈，洗澡得掐著點去機關澡堂排隊，有鍋爐燒的熱水。

一切都比生産隊好太多。

白天還是那些工作，晚上在燈下讀書、寫稿，有時也一起出去散步。縣文化館附近有個小公園，說是公園，其實是施工隊挖了一個坑，沒有回填，日子久了，雨水彙成一個湖，湖裡幾只野鴨子懶洋洋地漂著，時不時一個猛子紮進水裡捉魚吃。

生活就是這樣的，表面平靜無波，內裡潛流。

星期四傍晚，文化館接到通知，說省裡要來一位文藝視察員，要在本地各文化單位之間隨機調研，走馬觀花看看基層文化建設的新氣象。陸大肚急得滿頭是汗，一邊命人擦玻璃，一邊張羅著把“群眾文藝作品展”草草佈置出來。

“這事搞砸了，上頭問下來，我可是要挨批評！”他邊說邊拍著肚子，肚子發出悶響，“你們兩個，趕緊給我寫點東西壓場子，最好是詩歌，朗誦稿也行，一定要‘理想感情充沛’，要讓人聽了之後，眼淚‘噗’的一下就冒出來！”

我看向周望，他正往佈告欄裡貼剪紙，一隻手拿著漿糊刷，另一隻手扶著花花綠綠的紙張，頭發被風吹得亂七八糟。

“要不我們寫個雙人朗誦？”我提議道。

“好啊，”他頭也不抬地應聲，“我喊‘太陽’，你應‘土壤’？”

“那你說‘未來’，我對‘理想’。”

我們笑著擊掌，不等陸大肚催，晚上便一頭紮進辦公室寫稿子。房裡一盞舊臺燈，光圈小得可憐，我們倆擠在一張搖晃的破桌前，輪流寫，輪流讀。最初那稿子寫得像句式填空，充斥著一大堆“我們的熱血灑在田間地頭”、“我們把青春書寫在旗幟上”之類的口號。

後來寫累了，我們停筆，對望一眼，突然就不笑了。

“你說，”我輕聲問，“要是有人把我們寫成模範人物，會怎麼寫？”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透過破了塊玻璃，糊著報紙的窗戶，望向外面黑漆漆的街道：“‘他們在風雪中堅持寫作，在清貧中燃燒熱情，在審查與理想之間，始終堅持‘兩不偏’，不偏激，不偏袒。’”

“聽起來像是悼亡的詞。”我一邊寫，一邊評價。

他伸手接過紙，又在下邊寫了一句：“他們從未大聲說愛，但腳步一直朝同一個方向走。”

我愣住了，看著他筆尖流淌出的文字，字跡端正，是他平日最正式的那種寫法。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坦然，嘴唇微微抿著。我突然明白他是在表露真心，但方式依然是我們之間習慣的，繞著彎子，裝成文學的形式，寫在稿紙上。

第二天，要來的視察員沒來。說是走錯了路，誤打誤撞去了隔壁鎮文化站。陸大肚倒鬆了口氣，笑著拍我們肩：“辛苦你們白忙活一場了，不過練練手也好，以後總能用得上。”

熬夜寫出來的稿子被貼在宣傳欄裡，沒幾個人仔細看。

文化館裡有一位女職員，姓章，四十多歲，丈夫常年在外地當鐵路工，她平日裡總是沉默寡言。

只有章姐路過宣傳欄的時候，站了一會兒，輕輕說了句：“你們寫得真好。”她眼神有些複雜，看我一眼，又看了看周望，沒再說什麼，默默地走開了。

有一天她忽然給我遞了封信，沒署名。

我疑惑地開啟，看見清麗的字跡，是一個過來人的勸誡。

“你年紀輕，前途大好。要麼投身大潮，要麼清清白白。千萬別走那條不歸路。”

我看完覺得有些好笑，隨手把信塞進抽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