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儘管歷代科舉的規章程文有這樣或那樣的變動，但它的核心制度，比如自由報考、定期舉行、逐級考試、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等，都沒有發生過根本的變化。

科舉取仕也正是由於有了“立法保護”和堅持了“穩定連續”性，才使得它在中國社會一直穩定連續地堅持下來，使中國古代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夠像科舉一樣歷史悠久。

此外，科舉考試透過唐宋改革具有很強的權威性。

像是唐初，中央一級科舉考試由禮部考功員外郎(從六品上)主持，開元二十四年(736)進士科考試中，考官李昂與考生李權發生爭執，李權不服李昂對試卷的判閱，因而指責李昂的詩文有圖謀不軌之嫌。

事發之後朝廷議論，此事發生的原由是考功員外郎職微言輕，不足以服眾，於是詔定由禮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考試，遂成定製。

至宋初，開寶六年(973)下第舉子徐士廉控告考官李日方用情取捨，宋太祖為維護考試的公平性，親自在殿廷複試，從此以後禮部試之後又增加殿試一級，併成為定製。

皇帝親自主持考試，所有登第者均為皇帝的門下晚生，此制大大增強了科舉制的神聖性和威懾力，並加強了科舉考試的權威性。

包括據最新資料統計，近3年來，全國新增公務員經過考試錄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六十二，而在鄉鎮一級僅為百分之四十三，如何真正使公務員考錄工作做到有章必循，實現“凡進必考”，急需建立一套法規體系和監督制約機制。

科舉制度無疑是中華民族長期歷史演進中凝聚起來的制度文化資源，它在中國人的心理積澱中源遠流長。

如果借鑑科舉制的形式，使之穩定士林階層的競爭心理，並使這種競爭心理納入現存的公務員考試秩序的基本框架之內。

進而改革考試內容，使考試科目更具現代性;改進考試手段，使考試技術更加科學;健全考試製度和法規建設，使考試錄用更加公平。

以這種“舊瓶裝新酒”式的變通方式來改革公務員考試，可以最大限度的調動傳統制度資源，為真正實現公務員考試的公平、公正提供現實觀照。

至於科舉制度的影響的話，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

相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後。

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遊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

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透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

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

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

今天的考試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

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還讓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

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

像是明清兩朝的世子，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

“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

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

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以鞏固其統治。

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

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

當然其中並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透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閒之輩。

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佔了絕大多數。

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階官員必經之路。

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計程車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