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論待遇之優厚，恐怕沒有哪個朝代能與宋朝相比了，像是宰相、樞密使正俸中的月錢就有300貫之多，這筆錢在當時可是足以買100多畝良田。

而且除了月祿之外，他們還有豐富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其他豐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隨從衣糧和餐錢，還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等，年薪摺合今日人民幣至少在百萬以上。

所以養官之費，也成為宋代財政的負擔。

還有就是冗費，冗費與冗兵、冗官密切相關，加之朝廷大興土木，大行賞賜，耗費無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禪泰山，耗費800餘萬貫。

仁宗時大力尊儒，舉行大享明堂典禮，一次就耗費1200萬貫，及其驚人。

以及仁宗後宮數千人，每次賞賜都動以萬計。

如此龐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財政收入日漸“入不敷出”，畢竟有多少錢，也禁不住這麼造啊，大家說是吧。

根據《宋史食貨志》中的記載，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歲入為1．1613億貫，但支出卻高達1．2034億貫，非常支出又有1152萬貫，虧短1500多萬貫。

還有《廿二史札記》記載，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來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蔭子”，“此外又有賞齎”，“浮費之多”，難以承受。

此外還有再加上賜給遼國和西夏以及後來金國的“歲幣”，量雖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財政負擔。

因此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就形成了所謂“積貧”之勢。

“積弱”之勢與“積貧”之勢一樣，也是在仁宗朝顯露出來。

因為由於對統兵將帥限制過多，使他們“不能自奮於一戰”，再加上將無常兵和軍紀不明，造成兵驕將惰。

以致於軍士“遊嬉於廛市間，以鬻巧繡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

並且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文官武將也參與了對商業利益的攫奪。

他們霸佔住許多兵士為自己服役。

像是陝西一帶，禁軍中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軍也多被武將、戚里權近之家佔為傭僕。

這樣造成戰鬥力下降，在守邊禦敵時難求一勝。

從表面上看，似乎正是這“三冗兩積”使兩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時間來解決這一問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對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為什麼終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擾著宋王朝，即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靂手段也沒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面。

至於“積貧積弱”之說，乃是後人的臆測，因為有宋一代，幾乎從來沒有人認為宋朝“貧、弱”，即使是在變法派與反對派鬥爭最激烈之際，也沒人拿“積貧積弱”說事。

因此如果換個角度看問題，或許能給我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三冗”問題，事關宋朝的“立國之本”和“執政之基”，牽一髮而動全身，處置不當則動搖國本，關乎存亡。

先說冗兵，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朝代，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兵役制度，宋軍可以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常備僱傭軍，且待遇極為優厚(這不禁讓人想起了今日的美軍)，當時也只有宋朝有實力實行募兵制。

其中最具獨創性的舉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當一地鬧災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時，政府就在那裡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

一人當兵，則全家溫飽無虞。

因此，宋代農民起義較少且規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沒。

但世上並沒有那麼多兩全其美的事情，這一政策的後果就是冗兵和龐大的軍費開支。

以仁宗時全國不到1億的人口卻有126萬僱傭軍的比例，花費確實及其驚人。

但是如果沒有這項制度，宋朝能否保持歷代不可企及的內部的安定繁榮實屬難言。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政策算是具有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