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說是乾隆五年(1740年)內府刻本，共六頁。1932年秋為劉半農發現並收藏，現珍藏於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全文共1600多字，言簡意賅，有不少關於翻譯的深刻見解。

論翻譯之道，竊惟翻譯之道，至顯而寓至微，至約而寓至博，信乎千變萬化，神妙莫測也。

惟其變化無窮，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學者不可不牢焉。

論“正”(儒家的“正”可指身正、心正、德正。“正”之文與君子的“不偏不倚”、“文質彬彬”、“厥中”之質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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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謂“正“者，了其意，完其辭，順其氣，傳其神，不增不減，不顛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練，適當其可”。

魏氏的理想翻譯標準最妥極當，不出不入，適得漢文之奧旨，靖文之精蘊者。氣勢暢沛，??字句安妥;體認精禪;??或則含義，或則傳禪，不支不蔓，??或則實字，或則虛文，不寬不泛??

第三時期清朝中晚期(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的翻譯活動明末清初外國傳教士的到來;為中國帶來了精神鴉片，天主教外國商人在與中國政府的貿易中帶來了物質鴉片，隨他們而來的是外國的洋槍洋炮和精銳軍隊。

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攝於日益壯大的中國天主教隊伍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從此中國開始進入閉關自單時代。

但是由於統治階級專權弄術，昏庸無能，迂腐愚昧的滿清官吏們不思進取，致使明清科學家們揭開的科技救國萌芽夭折。

因此在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英國軍隊用炮艦敲開中國的大門，清政府無力抵抗，才被迫簽訂表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從此之後，西方各帝國主義不斷對我國發起挑釁，而清政府無力抵抗則是節節敗退，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割地賠款協議，中國一步步變成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社會。

也正是因為戰爭的失敗，政治上的淪落才驚醒了滿清知識分子所謂的“天朝大國”之夢，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一些有識之志自覺行動，迅速改變研究策略，大力提倡“實學”，“經之學，不在尋常摘句要為其有用”。

像是清道光年間逐漸出現了以“經世致用”為已任的改良派。他們主動介紹西方國家的情況，向異域求取新聲，大力提倡翻譯外國的科技書籍，從軍事和科學上革新中國現狀，形成了明末之後又一次科技翻譯高潮。

而梁啟超的話，則將清朝思想學術進化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附段是首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想學到外國的船堅炮利;第二階段開始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發動了“變法維新”運動;第三期進一步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體悟到不可能以舊心理運動新制度，要求全人格的覺醒。

不至於此，梁還說，第一期最可紀念的，是製造局裡頭譯出幾部科學書，而第二期“最有價值的出品，要推嚴復翻譯的幾部書，算是把十幾世紀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紹進來”(同前)。

伴隨著西學東漸潮勢的加強，對西學內容的引進也逐漸由科學進化到人文科學，進而到文學，從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到嚴復譯《天演論》、《法意》、《群肆已界》等，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等，馬君武、蘇曼殊等譯拜倫，晚清翻譯的作品逐漸由對“器”、“末”、“技”的層次上升到法律、思想、哲學、經濟、文藝等對“道”、“本”、“藝”的探尋。

從翻譯題材體裁到文藝思潮的變化可以將清代的翻譯分為三個階段科技翻譯(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思想哲學翻譯(戊戌變法前後，文學翻譯(五四運動)。

李偉將更是《中國近代翻譯史》分為五個章節近代翻譯的發軔(鴉片戰爭時期的翻譯);實用科學書籍的譯介(洋務運動時期的翻譯);譯書為維新(戊戌維新時期的翻譯);西學輸入的大潮(辛亥革命時期的翻譯);民主與科學(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翻譯)本章節主要鎖定翻譯家和他們的翻譯理論，從科學、思想、文學翻譯的進化的三個層次來歸納這個時期的翻譯史。

首先是蘊釀階段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有林則徐、魏源、徐繼、梁廷枏。馬祖毅將林則徐稱為“組織翻譯活動的先驅”。

林則徐的話，自是不必多說，可以說是所有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人物了，字無撫，字步穆，晚號竣村老人，福建候官人。

而且他也是清朝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又被范文瀾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從13歲(1798年)“郡誠冠軍”起到54歲(1838年)以欽差大臣臨廣東查辦海口事物為止，40年仕途是一帆風順的，但他不同於當時的地主階級，關心國事和民間疾苦，在帝國主義面前敢於挺身而出，焚燒鴉片振我中華雄威，打擊囂張的英帝國主義侵略氣焰，被視為當時的愛國主義英雄。

比如他主張清政府向西方學習，在廣州禁菸期間主張翻譯西書，組織翻譯英文報紙，瞭解敵情“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

設立譯館，編譯過《四洲志》、《華事夷言》等書，最早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道光洋艘徵扶記》)。對中國近代翻譯理論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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