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明清時期，除了翻譯興起外，創造了許多文化經典，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工商行業也異常的繁榮，好比之前說過的廣告行業。

如公元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在應天今南京市）稱帝。

到1421年明成祖永樂皇帝將都城從南京遷都北京。

從此，明朝政治中心北移，直至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滅亡。

在明朝期間，統治者透過廢除丞相、設立廠衛特務機構、以八股取士和在地方設立三司等措施和制度，極大地強化了中明清時期的廣告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

而清朝是東北的一個少數民族——滿族的統治者入關統治全中國的時期。

清王朝前後歷時268年，直至1911年，被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所推翻。

清朝統治者入關之後，進一步加強了君主專制。

設立軍機處，加強了皇權，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上對知識分子和人民進行迫害和壓制。

隨著清朝後期的衰落，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也逐漸沒落了。

但需要說明，在明朝的時候，特別是明朝前期，統治者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減輕商稅，並推行鈔法，使用紙幣，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同時，就算到了明朝後期，統治者依舊實行了很多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措施，最主要的有廢除工役制、實行以銀代役和推行一條鞭法。

在此基礎上，大量市鎮興起，商業也呈現出發達景象。

像是到嘉靖、萬曆年間，沿江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一些行業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如紡織、礦冶、釀造、製糖、造紙、陶瓷、造船等諸多行業中，都出現了大規模的手工業作坊，僱傭能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從事生產。

而且在明後期商品經濟特別發達的江南地區城鎮的絲織業等行業裡，出現了商業資本投資於生產的新動向。

此時的商人與生產者之間是一種新型的自由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產關係。

商業初步改變了獨立於生產之外、封閉於流通之內的狀態，開始與生產結合。

商業資本在促成生產關係變革中起著積極推動的作用，是古老的商業發展到新階段所出現的新事物。

縱觀整個清代的社會經濟，與明代相比，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手工工場規模更加擴大。

乾隆時期是清朝的盛世，此時的商業進入黃金時代，不僅超過了明代，而且超過了康熙時期。

這從人口的發展上也可以看出來，比如明代人口一直在五六千萬之間徘徊，到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中國人口增加到205，591，017人。

不到兩百年時間，人口幾乎增加了三倍半。

到了1841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全國人口達到413，457，311人。

並且在武宗朝時，由於大量滋生的人口湧向四方，為東南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和新興市鎮的手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可見在封建社會末的明清時期，商業資本積累空前巨大。

各地商人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地區性商幫，主要有徽商、晉商、閩商、廣商、寧波商、洞庭商、龍游商、江西商、山東商、陝西商，合稱“十大商幫”。

商幫是當時的商業集團，比個體經商具有更大的活動能量。

明清商人中還有一個新的特點是，在舊式商人區域特權化的同時，商人階層又一次分化，一種新型的“特權商人”興起。

封建政府將專賣商品和某些官營商業透過商人之手來經營，如晚明和清代食鹽實行“綱法”下的鹽商、清前期的洋銅商、受委託壟斷外貿的洋商行商。

這就扶植了許多顯赫一時的特權商人，這些權威勢大的商人實際上是代表官府利益的，因此有“官商”之稱。

他們可以說和封建政權共生存，維護舊制度的保守勢力。

這種商業的不健康發展，致使很多商業資本不能高效地運用到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之中，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明清時期城市的市場形制在商業組織上又有新的變化，比如牙行舊時提供場所、協助買賣雙方成交而從中取得佣金的商號或個人）的發展變化。

需要說明，在宋代時牙人還是以個人身份進行活動的，而明代則開始允許牙人在交納相當費用的條件下設立牙行。

到了清代牙行對商品交易更是有了一定的特權買賣必須透過牙行），但也必須領官帖交牙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