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據現有材料難以對此過程展開全面的論述，但也不必灰心，因為相關歷史文獻中不乏這方面的記載

像是(黃偉)公生於康熙四十四年丙戌，……乾隆四年己未歲試，鄒學稱賞，即取以冠童軍進學。……吾族文科，自公伊始，由是教澤長留，功業永播。得額土目充樂貢裡一甲總約，

已經討照，假總約之名，俾樂貢人民盡歸宇下，任其驅使。

惟公愛遍一里，憂深百世，出頭訴訟，造退土目，追回約照，振濟四民。……樂貢一里，至今猶頌。

也就是黃氏透過接受漢人禮俗、積極讀書應舉等舉措走向紳士化，確立了本家族的優勢地位。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土改”前，普底的土地基本上屬黃氏所有，其他民族(包括許多漢人)或其他姓的人大多是黃家的佃戶。

黃姓的威望還來自於比周圍的漢人還要高的漢文化，祠堂修得好，譜也修得好。

因此從某種角度上看，黃姓的優勢一直延續至今，1949年後鄉、區、縣乃至整個畢節地區的黨、政部門領導有很多都來自普底黃氏家族。

可見科舉文教的擴張，的確很強烈地衝擊著原來勾政權中的正統文化。

這種文化的載體——彝書面臨著逐漸散佚的危險，像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位叫黃繼的彝人曾發出感慨

餘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於夷冊書籍，而當今聖朝專以四書三墳五典之道統一天下，而誇冊字跡恐愈久而磨滅殆盡，後世之子孫即欲考而失據，能不私心悼嘆而隱憂先世之失傳哉～

包括《(彝族)楊氏支譜》亦稱

自改土而後，夷書之散佚多矣。

政治特權與正統性的喪失，使彝書的傳承者——布摩的神聖光環逐漸暗淡。

布摩逐漸成為一種單純從事祭祀、占卜、看風水的職業，與統治權力無關，並且這種職業這許多地方還面臨著佛教的挑戰，請和尚做道場、解生、預測在大方普底等地逐漸普遍化。

在這種背景之下，躋身布摩階層的途徑變得多樣化起來。

而且需要說明，同其它彝區一樣，黔西北彝族的構成相當複雜，大致有黑彝、白彝兩種，此外還有紅彝等。

通常認為黑彝是貴族，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都有雄厚的勢力，而白彝等則處於較低的社會地位，即所謂的“黑貴白賤”。

許多被訪者聲稱土目全是黑彝，但也有人將土目、黑彝、白彝自上而下分成三個等級，有一些人甚至告訴我白彝、黑彝都有當土目的。

不過從總體上看，1949年前黑彝佔有經濟優勢，而白彝人口眾多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

當然，也有很多彝人都反對“黑貴白賤”之說，他們認為，彝書中有青、黃、黑、白、紅五種彝人，這是按五行方位的顏色屬性來區分的，沒有包含等級的意思。彝族社會只有職業分層，如紅彝即匠人。

黔西北的黑、白彝之間並非在種族或文化上有多大差異，二者的區分可能是在某個歷史階段君長國的掌權者們強調自己的特殊身份時所導致的結果。

至遲在明代，已出現了黑、白的等級差別，嘉靖《普安州志》雲

羅羅則有黑白之異，黑者貴，白者賤。

這是比較早的記載，之後許多士大夫們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康熙前期貴州巡撫田雯稱

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眾而地廣，故力亦強。

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為之，而白者其部落也。……(羅羅)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白羅羅，永寧州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為下姓。

因為統治階層以黑為標籤，所以與君、臣並列的布摩應當是黑彝。

但現在的布摩世家大都是白彝(即白布)，而黑彝布摩(即黑布)則非常少。

學者們對此的解釋是，改土歸流後布摩的社會地位日益衰微，其職能從為整個部落祭祀逐漸變成為家庭或個人祈福免災，黑彝貴族因此不屑為之，布摩的角色遂主要由白彝擔任。

於錦繡等人還聲稱發現了這一變更的種種痕跡，他們在威寧瞭解到，黑彝家做法事，如請白布(摩)，必須同時請黑布，如果請到高明的黑布，則毋須再請白布——這種情況通常不會發生，因為黑布大都不願認真鑽研經書，手段難以高明，但黑布即使不會念經，也是名義上的正式布母(摩)，白布只能算其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