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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文導演端坐在沙發椅上，陷入了沉思，“當一個人心中空無一物，就會用現實的一切來進行彌補，反之，你的腦中囊括了太多複雜的東西，想要在電影中表達出來，就需要做減法。

不過，話說回來，伯格曼要不是他碰上了那個時代，他是不會成為伯格曼的。

我雖然尊敬伯格曼先生，但從沒想過要去模仿他。

按照剛才17萬2800幀影象那種說法，我拍的畫面那就叫空洞無物。伯格曼先生的電影裡沒有一個廢鏡頭，而我的電影裡則全都是廢鏡頭。就算是彩排，也總是一次就 ok 了。

而伯格曼先生是，如果背景裡有一根礙眼的電線杆，就非把它拆掉不可;如果天氣不合適，那無論誰怎麼說，他都可以讓整個劇組等上一個月。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拍了再說。

比如，場景原本設定在晴天拍攝，但在實際拍攝時不巧碰上了陰天，那我就拍成陰天裡的場景。心裡雖然也在嘀咕其實不該在這樣的天氣下拍攝，但我還是會拍下去。

要說到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劇本，我相信沒有一個導演比我更拿手的。不過呢，這也會導致我拍出來的電影有時和當初的設想完全不是一回事。有時連自己都會覺得，【拍的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

但是呢，我的電影到這樣就可以了。”

欣芮沉浸在師父那荒誕不經的言語中，連眾人的離去，她都未曾留意。

桑玠洗漱完畢，坐在她的身側，“日子不會更壞了，也不會更好，但不能因為這樣的不好不壞，就把你的人生扔到下水道裡去，還是要努力活一活的。”

欣芮依舊沒有同他作任何肢體接觸，她關閉了電視，躺在床巖上，翹著二郎腿，“去年，烏鎮戲劇節中讓我最為動容的一出戲叫《我們的班集體》，來自立陶宛國家劇院，導演是位率真爽朗的女性。

故事關於20世紀30年代，一個班集體裡，波蘭人和猶太人一道成長。本來平靜、友愛的集體，因為迷信和反猶太主義的席捲，開始變得支離破碎，有人離開了，有人留下並且遭受磨難，互相告發、迫害、甚至殘殺。

戰局變動後，殺戮者和被殺戮者的身份開始轉換，報複和仇視鋪滿了他們的生活，人人自危，可怖之極。

本來一班唱著跳著的年青人，散落了，在波蘭、美國、以色列……

曾經有評論家說，立陶宛是一個「以戲劇為信仰的國家」，我很嚮往。

戰爭改變了世界，人也在改變了的世界中改變著自己。

人要怎麼和自己的處境共融？

懷疑世界，還是懷疑自我？

我認為，我們此生大概都沒有這樣的可能被卷進這般恐怖的現實裡了。

但戲劇告訴我們它們切實發生過，就在80年前，我們沒有辦法翻越過歷史的所有完成和發生，我們必須在這些過往累積出來的泥沼裡，繼續活下去。

桑玠，你說，人要怎麼面對傷害，選擇遺忘，還是複仇？”

對於欣芮的掙紮，桑玠無以為力，連他自己都不清楚，在一路前行的過程中，是否曾經拋棄過自己的靈魂？只他了解到的一切，就已經足夠殘忍，這些隱匿的塵屑在一點點掩蓋著那些安和的淨土，還有那些他不知道的呢？她是怎麼樣在一次次在晦暗的洞xue中找到光亮的呢？

“欣芮？”

“恩？”

“除了吳義均和謝迎昭，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心結？”桑玠撐著頭，靠近她的肩膀。

緊閉雙目的欣芮發出均勻的呼吸，桑玠終於明白，小白口中李導只是躺一躺就能秒睡的概念了。

他輕手輕腳的為欣芮褪去髒兮兮的衣服，用熱毛巾輕輕的擦拭著她的雙眼，小心翼翼的把漱口水送入她的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