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了很久之後，慢慢意識到自己又相差了。

自己之前對自己和自己父親、爺爺之間的思維差異的判斷並不準確。

自己和父親在自我認知上的最大的內在差異，根本就不是是否認為傳統君主制度落後的問題，不是會不會考慮大明崩潰可能性的問題。

根本差異在於自己自己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而自己這個皇帝父親覺得他是個大明人。

關鍵是，自己的中國人的概念很複雜。

父親的大明人的概念很簡單。

在這個世界，當然也有中國的概念，不過此中國非彼中國。

朱靖垣腦子裡面的中國這倆字最為直接的意思就是一個國家名稱。

但是這個世界上，在大明文化中的中國“二字”，卻不是一個國家名稱。

不是神州本土任何族群和王朝的正式名稱，甚至也不是非正式的民間代稱。

朝廷和官僚們開口就是“我大明”，普通人說話也都是“我們大明人”云云。

中國這倆字是一種廣泛的身份定位，基本只在歷史和文學研究範圍中使用。

朱靖垣記得，在《公羊傳》禧公四年有：

“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齊桓公救援邢國，衛國等國，被稱作“救中國”，可見最初這個詞本身是個泛指。

孔子的《春秋》有：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韓愈的《原道》有：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韓愈和孔子的話，一個是原話，一個是引用，意思當然都是完全一樣的：

“諸侯去學夷狄的禮法，那就把他當作夷狄，諸侯用中國禮法，那才能算是中國成員。”

可見中國這倆字也是一個身份標籤，用來區分群體內的堅持傳統和背叛傳統的人。

你這個諸侯用中國禮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認你的諸侯身份。

你不用中國的禮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當你是蠻夷。

這個定義和相關話題的熱度，與中央王朝的強大程度，基本上是呈反比關係的。

當中央王朝武力和文化盛世的時候，這種話題基本就沒有人會去提。

因為基本不存在群體內成員背叛的可能性，出現了也是被嘲笑到死和直接打死的區別。

只有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各種問題爆發出來的時候，才會被拿出來甄別叛徒。

當中央王朝最終滅亡的時候，這種話題就會轉向另一面。

元朝的時候，出現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的說法。

清朝的時候，有了“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是否“中國”的辨識範圍擴大了，從群體內有沒有背叛，變成了外來者能不能融入。

現在的泰西各國的學者們，就經常會熱烈的討論這些話題。

他們基本都是堅持雙向邏輯的，也就是無論出身是中國還是夷狄，實際的身份是可以透過學習來互相轉化的。

這是他們想要成為大明人的理論基礎。

現在的大明強盛到了極限，這種話題在大明本國根本沒有土壤。

如果一定要出個解釋的話，那就是大明朝廷統治的地方，使用大明法律和禮法的地方，那就是中國，反之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