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蕭伯納的寓所。

再過兩個多星期，就是蕭伯納八十一歲的生日。這些天，預先來祝賀的人很多，他有點煩。

早在十二年前獲諾貝爾獎的時候，他已經在抱怨，獎來晚了。他覺得自己奮鬥最艱難的時候常常找不到幫助，等到自己不想再奮鬥，獎卻來了。

“我已經掙扎到了對岸，你們才拋過來救生圈。”他說。

可見，那時的他，已覺得“對岸”已到，人生的終點已近。

但是誰想得到呢，從那時開始，又過了十二年，還在慶祝生日，沒有一點兒要離開世界的樣子。他喜歡嘲笑自己，覺得自己偷佔生命餘額的時間太長，長得連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更可嘲笑的是，恰恰是他“偷佔生命餘額”的漫長階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的他，似乎德高望重，社會的每個角落都以打擾他為榮。他儘量推託，但有一些請求卻難以拒絕，例如捐款。

他並不吝嗇，早已把當時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八萬英鎊，全數捐給了瑞典的貧困作家。但他太不喜歡有人在捐款的事情上夾帶一點兒道德要挾。對此，他想有所表態。

正好有一個婦女協會來信，要他為一項活動捐款，數字很具體。蕭伯納立即回信，說自己對這項活動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後暗想，隨便她們怎麼罵吧。沒想到過幾天收到了她們的感謝信，說她們把他的回信拍賣了，所得款項大大超過了她們當初提出的要求。

“還是被她們捲進去了。”他聳了聳肩。

對於直接找上門來的各種人員，僕人都理所當然地阻攔了。因此，住宅裡才有一份安靜。

但是，剛才他卻聽到，電鈴響過，有人進門。很快僕人來報：“那個您同意接見的中國人黃先生，來了。”

黃先生就是黃佐臨，一九二五年到英國留學，先讀商科，很快就師從蕭伯納學戲劇，創作了《東西》和《中國茶》，深受蕭伯納讚賞。黃佐臨曾經返回中國，兩年前又與夫人一起赴英，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研究莎士比亞，並在倫敦戲劇學館學導演，今年應該三十出頭了吧？這次他急著要見面，對蕭伯納來說有點突然，但他很快猜出了原因。

據他的經驗，這位學生不會特地趕那麼多路來預祝生日。原因應該與大事有關：《泰晤士報》已有報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發了侵華戰爭。

蕭伯納想，中國、日本打起來了，祖國成了戰場，回不去了，黃先生可能會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紹一份能在英國長期居留的工作。當然，是戲劇工作。

蕭伯納邊想邊走進客廳。他看到，這位年輕的中國人，正在細看客廳壁爐上鐫刻著的一段話，他自己的語錄。

黃佐臨聽到腳步聲後立即回過頭來，向老師蕭伯納問好。

落座後，蕭伯納立即開啟話匣子：“七月七日發生的事，我知道了。”

“所以，我來與您告別。”黃佐臨說。

“告別？去哪兒？”蕭伯納很吃驚。

“回國。”黃佐臨說。

“回國？”蕭伯納更吃驚了，頓了頓，他說，“那兒已經是戰場，仗會越打越大。你不是將軍，也不是士兵，回去幹什麼？”

黃佐臨一時無法用英語解釋清楚中國文化裡的一個沉重概念：“赴國難”。他只是說：“我們中國人遇到這樣的事情，多數會回去。我不是將軍，但也算是士兵。”

蕭伯納看著黃佐臨，好一會兒沒說話。

“那我能幫助你什麼？”蕭伯納問，“昨天我已對中國發生的事發表過談話。四年前我去過那裡，認識宋慶齡、林語堂，他們的英語都不錯。還見了一個小個子的作家，叫魯迅。”

黃佐臨點了點頭，說：“我這次回去，可能回不來了。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樣，再給我題寫幾句話？”

“上次？”蕭伯納顯然忘記了。

“上次您寫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蕭伯納派，我是蕭伯納；如果黃先生想有所成就，千萬不要做誰的門徒，必須獨創一格。”黃佐臨背誦了幾句。

“想起來了！”蕭伯納呵呵大笑，“這是我的話。”

說話間，黃佐臨已經開啟一本新買的簽名冊，放到了蕭伯納前面，說：“再給我留一個終身紀念吧。”

蕭伯納拿起筆，抬頭想了想，便低頭寫了起來。黃佐臨走到了他的後面。

蕭伯納寫出的第一句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