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輕，小傢伙，放輕鬆。”仰面躺在急診室的床上，一旁的醫生邊輕輕牽著我的胳膊邊安慰我。他越這麼說，我越感覺自己全身繃得更緊了，或許是天花板太白了，它上面的燈光也太強烈了。
顛簸著趕到醫院的路上，由於急剎車和減速帶，我受傷的地方有過幾次劇烈的反應，痛感讓我畏懼一切與我的胳膊有接觸的東西。我放鬆不下來，對疼痛的恐懼甚至大過了疼痛本身。
“柯柯，我在這呢。我會陪你的。”黎彬蹲在我的右手邊。上車後，他原本是想在江北找個醫院及時“搶救”我的胳膊。但我說直接開到穆錚住的醫院吧，於是我們不得不再簡單地解釋一下穆錚為什麼住院：身體有點問題，在等檢查結果。這個解釋沒有觸及黎彬先前的疑問，即穆錚突然來找他的目的。他們倆似乎默契地沒有過多聊這個話題，可能是我疼得太令人揪心了吧，在車後排躺不了也坐不了，膀子始終被髮動機牽扯著，每往前開一段就疼一段。我很努力地剋制自己，沒有叫出聲來，只是哼哼。下車以後倒是好了些，我們讓穆錚先回病房換衣服休息了，黎彬領著我去急診掛號。拍了片子，醫生確認我只是脫臼而沒有骨折——這是今晚唯一的幸運了。現在要做的就是復位。
“你好煩。你媽害死我了。”本就焦慮不安的我聽到他的聲音後更暴躁了。醫生還是沒有怎麼動我的手，仍近乎檢測地牽引著它，像個獵人在胳膊上尋找獵物。我做好了迎接疼痛的準備，但它遲遲不來，這讓我的心吊在一個深不見底的冰窟窿裡。醫生待會一用力，我十有八九得叫出來，說不定又要哭了，還全得被黎彬看到。這種必將到來的恥辱感使我沮喪而惱怒，沒直接罵黎彬就是最大限度的剋制了。
“你胳膊太緊了，要不還是打個麻藥吧。”醫生說。
“柯柯，你打吧，我來付錢，所有的錢都由我來付，好嗎？”黎彬也在為醫生說話。
根本就不是錢的問題好嗎？說實話，受傷從始至終都是我一個人的事，它和生病沒什麼兩樣，旁人和病人或傷者是截然不同的，別指望他們完全理解你。付了錢，疼的還是我呀。沒錯，打了麻藥是不會疼，但我聽過一個說法，打麻藥會傷腦子。我受傷的地方在肩膀那裡，離腦子可不遠。
“不打，不打，堅決不打，死也不打！動手吧！”我本來是乖乖躺在床上，跟受傷的小貓差不多，一提麻藥我就“垂死病中驚坐起”了，雖然我根本沒有坐起來的力量：少了一隻胳膊，起身和躺下都艱難和漫長了許多。但這個建議確實刺激到了我的神經，讓我瘋了似的拒絕，末了還來了句英勇就義時會說的話。
“放鬆，你怎麼這麼激動？”醫生揉揉我的頭髮。
能不激動嗎？萬一打了麻藥，傷了腦子，那就意味著我最害怕的一件事要降臨了：失憶。失去記憶比自身的死亡更讓我恐懼，一是因為死亡在當時離我本人還有相當的距離，二是過去的回憶對我來說實在太過重要。我覺得自己失憶過一次，就在弦弦離開我以後。最後的小學時光黯淡蕭索，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找不到生活的目標，也記不起來小時候的事。我的童年裂成了碎片。或許我能想起一點東西來，但那就是一次次地把碎渣撿起來，扎得我滿手鮮血，滿臉淚水。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很多的力氣，讓自己能夠一點點地拼湊好過去發生的一切，能夠較為平靜地面對和談論已經發生的事。在我重新找回記憶以後，我不能接受再一次失去它們的可能。萬一麻醉侵吞了我的記憶，我就再也不能真正感受到弦弦的存在、米樂的存在、我任何一個夥伴的存在，那是我的末日。夥伴們會作為一種常規知識，如中國的首都是BJ、美國的首都是華盛頓這樣知識被別人提起：喂，那個人是你的好朋友，我也是你的好朋友，我們曾一起踢過球，睡過同一張床，坐過同一張課桌，你現在知道了吧？而我弄丟了他們對我的意義。他們仍會愛著我，但對我而言，他們不再是獨一無二的了，和街邊善意的路人並無區別。也許我能用時間和生活重新找回對夥伴們的愛，但弦弦已脫離了我的生活。我好怕我忘了他，一輩子都怕。作為不再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我和爸媽還有姐姐用自己對他的記憶延續著他僅存的一點點生命灰燼，即便熄滅了也還在燃燒，用我們的生命燃燒。我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的時光，在找回那個存在過的他。如果我記不住他了，那這個勉強拼湊起來的形象將會有一大半瞬間飄散在風裡，變成任何人都抓不住的一縷煙塵，永遠消失。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遺忘，不記得是在哪看到的了，反正我寧可下輩子只有一條胳膊，都不要讓自己忘掉任何人。
不過，我要是真的只剩一條胳膊了，或許並不一定會這麼想。
“柯柯，別怕，不哭了啊。”黎彬從醫生那接過抽紙，幫我擦眼角掛下來的淚水。好丟人，我先把自己搞哭了，還不是因為疼才哭的。黎彬才不管這些呢，在他眼裡我肯定是給嚇哭的。
我閉上了眼睛，像是在等待最後的審判。他靜靜地擦我的眼角，使我回想起發燒的日子裡弦弦或媽媽在我頭上敷毛巾的過去。那時的我迷迷糊糊，透過感受他們輕微的腳步和在額頭上細心的一拿一放獲得安全感。有一回姐姐來我們家玩，我躺在床上聽到她坐在客廳和絃弦聊天，她的笑聲在高燒帶來的混沌中攪得我心煩意亂。她自告奮勇地給我換毛巾，然而她幾乎是把毛巾甩到我額頭上的，還沒擰乾，滲出來的水滴濺了我一臉。那一次是真正意義上的“垂死病中驚坐起”，要不是沒力氣，我非下床跟她吵架不可。要我說，她對我還不如對她家那隻兔子盡心。她還不服氣呢。是弦弦給我換了條擰乾的毛巾。事情應該是這樣的吧，我記不清了，也許是我當時燒昏了腦子，記不得過去果然是件可怕的事。而我又把這件事重新提起，不知道會不會有損姐姐的形象。她很愛我，這毫無疑問。但……她是不是並沒有從一開始就那麼會照顧人呢？如果的確如此，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那麼溫情體貼的？
手臂有電流穿過的感覺，暫停了思考的我睜開眼睛，看到醫生竟把腳頂在了我的腋窩裡，並拽著我的胳膊，也許這是拔蘿蔔的姿勢？我還沒來得及問這是要做什麼，就聽到了一聲不沉悶也不清脆的“咯嘣”。疼痛是在所難免的了，然而在此之後，隨著醫生微微轉動我的手臂，那種纏繞了一個多小時的陰鬱似乎退散了。他將這條胳膊交還給我，讓我自己動動，我起初不敢亂來，絕對沒有關公刮骨療毒後的“伸舒如故”，但即便是戰戰兢兢的挪移，都使得我的信心一點點恢復：復位成功了，我好起來了。
我不由得對醫生說，您真是神醫，華佗在世。他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小事一樁，你起先放鬆一點就會更快的。然後他便問了我為什麼不想打麻藥，我實話實話，怕傷腦子。結果便是被普及了醫學知識，麻醉是分區域性麻醉、區域阻滯麻醉和全身麻醉的，拔牙的時候也會打麻藥，那就屬於局麻。在手術過程中，人只要是處於清醒狀態，就不用考慮傷不傷腦子的問題。
要是早點問就好了。
除此之外，我還收穫了關於脫臼的處理與康復知識。大致就是我要戴吊帶，把左邊的胳膊固定起來，和骨折了吊胳膊有一點點像吧，但不用打石膏。忽然想起來，還有二十天不到就期中考試了——好在傷的是左手，我是右撇子。我至今都不知道怎麼左手寫字，倒是左腳踢球還懂一點。而考試後我們就要在主場迎接分校，剩下的三場比賽場場都是生死戰，少拿一分都可能小組出局。於是我問了醫生過多久才能好，他說傷得不算重，吊帶要吊兩到三週，胳膊一個月內能恢復。那什麼時候可以恢復體育鍛煉呢？我繼續問。他說一個月後就可以做恢復性練習了，但要適量，不能過於劇烈，籃球排球羽毛球都別碰。萬一養不好，很可能會頻繁脫臼，一年脫四五次的都有。他說得輕描淡寫，我心裡嚇得不輕。一次脫臼就把我折騰得要死要活了，一年要有好幾次，那我真是生無可戀了。
所以穆錚今天跟我聊治療的事時應該是很嚴肅的吧。幾個小時前我還意識不到病痛給人的折磨，那種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碾壓。剛剛真有過那種念頭，想把這條只帶給我痛苦的胳膊卸掉。這種灰色的想法在疼痛從四面八方擠壓我的時刻出現得是那麼自然而然。人真的會屈服，會被打敗。我有什麼資格叫別人堅強呢？連當個啦啦隊都不合格吧。
我跟醫生實話實說了，問了我什麼時候能回賽場，能保證不再出任何問題地回賽場。醫生說這要看個人的恢復狀況，你傷得不算厲害，但也得謹慎，起碼要兩到三個月吧，最好在明年再考慮上場比賽的事。
兩三個月？最後一場比賽應該是十二月上旬，肯定不會超過15號。這是給了我最終判決：賽季報銷了。
黎彬弄到了吊帶，和醫生一塊七手八腳地給我戴上了。吊帶是白色的，有點像個護腕，再大一點的話就成盾牌了，它穩穩地把我的胳膊托住，垂在胸前，帶子搭在了右肩上。從鏡子裡看，我還真有點像個在左臂上懸掛了一副長盾的戰士，如果臉和外衣外褲沒那麼狼狽的話。醫生還吩咐了我，要多吃水果蔬菜，睡覺可以放下吊帶，但不能壓迫受傷的手臂，洗澡時不要動作太大……我和黎彬謝過他離開急診室時都快十點半了。我在手機上告訴穆錚，都解決了，休息一會就來找他。
我們倆坐在急診室外的長椅上。今天耗費的精力實在太多，而所有事發生得又太快。早上一個人走出寢室門，我絕對不會想到踢完比賽後我和穆錚都會呆在醫院裡，也不會想到那個困擾了我三年的秘密終於被揭開。等等，我忘記了米樂。劃開手機，他一整天都沒給我發一條訊息，在所有的群裡也都沒講話。
他爺爺到底怎麼樣了？
我正想問呢，黎彬打斷了我的輸入：
“柯柯，你現在還生我們的氣嗎？”
我關掉手機看向他，那種謹小慎微而又遊離不安的眼神難以引起我的憤怒，何況胳膊不疼以後，我冷靜多了，除了失望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情緒。
“沒怎麼。”
“對不起呀。”
“算了，你都說了幾遍了。只能說我運氣太差了。”我聳聳右肩，“對了，多少錢呀？”我確實挺關心錢的問題。黎彬家是什麼條件我看在眼裡，雖然不讓他付錢可能會讓他良心不踏實，但我還是確認一下到底多少比較好。畢竟要是因為醫藥費弄得他明天早飯都沒得吃，我自己也感覺說不過去。
“錢我來付就好。畢竟責任是我們的。”
我歪著腦袋看了看面前的牆壁，想了下措辭，調轉過來問他，你的生活質量會受影響嗎？老實說，問完我就覺得有點蠢，太文縐縐了，不像是日常生活裡的說話方式。而且“生活質量”這個詞，好像是我作為“過得更好的人”的專屬用語？對我來說，生活要有“質量”，黎彬呢？
還好吧，不會連飯都吃不上的。他的回答讓我更為“生活質量”這個詞感到愧怍了。
沉默了一會，黎彬問我，是不是今晚我更討厭他媽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