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人與輕騎兵》中，被提及最多的一個文字除了文天祥的《正氣歌》以外，大概就是美國作家傑羅姆·大衛·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或許與小說中的另一些文字相比，它談不上“偉大”，但也不失為一部值得閱讀的作品。小說創作過程中，我其實也在不斷重讀《麥田裡的守望者》。它既提供了靈感，也成為了我的小說想要重寫的物件（雖然它沒有像薩特的《牆》一樣已成為了文字的組成部分）。我在寫什麼？一箇中國版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嗎？我有過這樣的念頭。

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國家會把《麥田裡的守望者》劃為“兒童文學”。它既非兒童視角下的敘述，敘述者的語言也有些“少兒不宜”。在解讀或研究這個文字時，向來會強調它特有的時代背景與文化語境——二戰後的美國、青少年的彷徨與迷茫。而當下部分國內研究透過心理創傷這一視角切入小說，將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熔鍊到塞林格筆下具體的人的心理與行為當中。

塞林格的小說自然是能反映這些時代特徵的。但剝除這些歷史與文化的外衣後，我們仍能從霍爾頓這一角色身上看到普遍性，它不囿於國家、民族、時代，會是任何國族的少年兒童可能面對的問題。小說所敘述的童年創傷與心理問題在當下中國是有很大關注必要的。近年以來，少年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頻發，抑鬱症、自殺的“年輕化”是極其沉重的事實。而當下中國兒童文學創作仍然缺少對這一問題的書寫，甚至避而不談、自我閹割，缺少面對現實的勇氣與能力。魯迅先生批評國民性，認為中國人喜歡瞞和騙，那麼，是不是我們的部分兒童文學作品也在教育和成長的過程中充當瞞和騙的手段與工具呢？

《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爾頓雖看上去是個“問題少年”，叛逆無比，內心卻又十分單純，憤世嫉俗，厭惡成人世界的虛偽，想要成為保護孩子世界的“麥田裡的守望者”。童年創傷是霍爾頓性格的重要成因。大量的論文發掘了霍爾頓所處時代的特徵，但對他個人的經歷關注較少。從童年創傷的角度上看，弟弟艾裡的去世才是霍爾頓行為表現的根本成因。“問題少年”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問題”，並不能只歸咎於宏大的社會環境與教育體制，同齡親人的過早離世以及父母對他的忽視對少年兒童的打擊遠勝過他們並不能真正接觸多少的社會。我們可以看到，霍爾頓在家裡的地位是相當邊緣化的：哥哥是事業有成的作家和電影編劇，弟弟妹妹也相當聰明可愛，唯有霍爾頓好像是個一事無成又不聽話的害群之馬，除了語文外其他科目連及格都很難做到。霍爾頓對家人仍有深厚的情感，但哥哥從事著他最討厭的工作，弟弟去世了，母親沉湎於失去小兒子的悲傷，父親只會“幹掉”不聽話的他。最終讓霍爾頓停下離家出走願望的人是他深愛的小妹妹菲比。“一個不成熟的人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英勇地死去，一個成熟的人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卑賤地活著。”那種決絕的叛逆在妹妹單純的愛與信任面前似乎並沒有那麼強大，從弟弟的去世開始，到妹妹的追隨結束，霍爾頓停止流浪回到了原地，但童年創傷得到了一定的療愈，《麥田裡的守望者》的結構並沒有多麼複雜。

其實，小說所要傳遞的一些內容對青少年是相當有益的，即使大家一直詬病於小說中滿篇飛舞的髒話（有些中文譯本中省略了它們），但只要熟悉塞林格的讀者都會知道，小說是“詈語非詈”的。塞林格使用的是ddamn，而非英語中的那些“國罵”——F打頭的字在小說中出現在妹妹學校的牆上，霍爾頓非常憤怒，為了不讓妹妹看到這種髒話而擦掉了它。霍爾頓口中的髒話有褻瀆上帝的意味，“每個人在說一句帶著上帝的髒話的時候，其實是一種低階的禱告形式，所謂的褻瀆是大驚小怪的神職人員發明的”。中文中缺少這樣的詞彙，大多翻譯成了“他媽的”。順便提一下，《獵人與輕騎兵》中也出現過一些髒話。一是真實性的需求，在激烈的體育運動中，出現粗口的情況是再正常不過的——哪怕平時再溫文爾雅的運動員都難免會使用詈語。如果刪去這些內容，反而會讓小說失實。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就因為奧利弗·退斯特的語言過於“文明”而受過後世的批評。此外，這裡或多或少也有承襲或致敬塞林格的地方，比如黃敏學口頭禪裡的“該死”——或許在中國，如此頻繁地談論死亡和基督教語境下對上帝的褻瀆是異曲同工的。這是我自己的一點小聰明。

以個人的角度來說，《麥田裡的守望者》仍不太適合作為“兒童文學”進行推廣閱讀。但是，以童年創傷、心理問題與社會環境相結合去創作一部適合當代青少年（尤其是中國青少年）閱讀的小說是可行的。它可以作為心理沒有太大壓力的讀者培養同理心的作品，也可以給予生活並不是那麼順利的讀者懷揣希望的力量，這大概是我的設想。於是，一個同樣早早失去了弟弟的主人公以類似自傳的口吻開始了敘述。熟悉《麥田裡的守望者》的讀者大概能一眼發現，去世的弟弟在柯佩韋心心念唸的手套上寫下了詩句，這就是從塞林格的小說中來的情節。當然，發生在中國的故事裡，手套上寫的是文天祥的《正氣歌》。

但柯佩韋和霍爾頓仍舊有天壤之別，差別大得可能和中國與美國的差別一樣大——這時我們又要回歸具體的時代與社會背景了。《獵人與輕騎兵》是發生在中國的故事，它需要給讀者一個極其熟悉的語境（而《麥田裡的守望者》中的文化語境對普通的中國讀者而言仍是有些陌生的，這也是不宜作為兒童讀物的一個重要原因：小朋友看不懂）。沒完沒了的作業與考試、不那麼舒適的住宿環境、學習壓力下艱難生存的校園體育、家長對孩子的“投資”與莫大期待、貧富差距分化對少年兒童的影響，乃至柯佩韋每天早上都想多賴幾分鐘的床，這些可能都是過去的孩子和現在的孩子都有的體驗。而在這種環境下，一個因為童年創傷而心理健康存在問題的孩子（但還沒有到出現嚴重的抑鬱症需要藥物介入的地步）所能感受到的孤獨與迷茫是可想而知的，何況他天性內向軟弱。但柯佩韋並沒有像霍爾頓那樣逃學、打架或是遊手好閒，也沒有想過離家出走。中國的孩子大多是“規矩”的，柯佩韋的家庭條件不好也不壞，父母一輩都是體面的規矩人（工程師、老師、醫生），姐姐和弟弟也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柯佩韋自己的成績也不算差（甚至可以說很好，只是比不上他過於優秀的朋友）。他是家庭和學校所規訓出來的“好孩子”，平時都不敢跟女生講話，怕一講話就被大家當成“男女交往過密”，而且也早早接受了自己要透過中考、高考上大學找工作的命運，校園足球最多隻是生活的調味品。不只是柯佩韋，足球隊大部分的孩子都有類似的觀念，他們就是這樣被培養和訓練出來的一批小孩。不過，他們也各有各的性格、煩惱與堅持，並不只是考試的機器，活潑的精神從始至終沒有被磨滅。

而柯佩韋的童年創傷在這種環境下沒有像霍爾頓一樣部分釋放出來，而是全盤堆積在內心深處。於是，他不愛與他人交流，像個扎滿刺的小刺蝟，躲在自己的角落裡。他沒有像霍爾頓那樣到大街上閒逛，內心卻流離失所。而我也賦予了他一個更沉重的命運：弟弟的去世與他間接相關，他有一定的責任——雖然我想大家讀罷小說，都會認為這件事並非柯佩韋的過失，只是一場意外。但柯佩韋仍舊難以原諒自己。就如他自己所說，踢球絕對不是為了“繼承弟弟的夢想”。他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噁心的念頭，弟弟因自己而死，現在自己又要去繼承他的夢想，這不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嗎？生者難道連死者的夢想都要佔有嗎？何況沒人能確認足球就是弟弟的夢想，因為弟弟在人生還沒有成型的時候就失去了生命。籠罩在柯佩韋心中的創傷或許比霍爾頓還要更大一些，多少有點西蒙·波伏娃《他人的血》中的那種意味。所以，柯佩韋在生活上的渾渾噩噩、停滯不前也有了解釋，根本上是無法承擔選擇與行動背後的責任。小說第二卷的開頭，薩特的《牆》作為一個噩夢出現，直接說明了他所面臨的不只是生活的困境，而是具有一定存在主義哲學意義的。

那麼，開啟柯佩韋內心的仍舊是存在主義。所以小說之後的很多部分裡，我們能看到《局外人》或《西西弗神話》。堂吉訶德衝向風車的背影和文天祥的《正氣歌》同樣指向了行動的確信無疑。從這個角度看，小說是對存在主義經典文字的導讀，同樣也是透過這種哲學與文學的力量去激勵主人公乃至讀者。承擔自己的罪，接受一切罰，仍然行動，肩負責任，相信自己能成為一個好人，這是小說要闡明的部分內容。柯佩韋最後能面對弟弟的去世，並堅持自己對生命與生活的熱愛，其力量有形而上的哲學來源。當然，更不可忽視的是他夥伴與親人的陪伴。“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在小說中，小主人公們之間的關係是相當單純的，互相理解與幫助，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努力，這樣的溫情是柯佩韋能夠面對過去的底氣。霍爾頓因為妹妹的理解而毅然轉頭回來，但如果他的隊友或室友能稍稍給他一些平等的關愛，或是像那兩位修女一樣跟他坐在一起聊聊天，或許他都不會選擇走到大街上吧。

療愈創傷的不只是形而上的理念，更多的是親人與同齡人的關愛——那種真正的同理心，而非居高臨下的命令。而我們能看見的是，柯佩韋既是被療愈的物件，也是去治癒他人的行動者。他在接受大家的愛，也在努力地幫助每一個人，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對自己有極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小說中的人物關係是多元互動的，足球隊似乎成為了一個人際關係上的烏托邦，大家團結一心為集體努力，同時又真正兼顧了個人的情感與理智。作為搭檔的米樂在小說最後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現和堅定不移的決心，這也都歸功於他和柯佩韋之間堅固而深厚的情感。每個人都是在麥田裡玩耍的孩子，又都守望著彼此，用稚嫩的肩膀擔起相互保護的責任。而他們身後的大人，那些老師與家長，他們同樣是守望者，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為孩子們提供了愛與行動的方向，關於教育的一些理念也透過他們得到了展現。但這一點也許是小說的不足之處，它掩蓋了同樣對少年兒童影響力巨大的人可能存在的負面問題。設想，如果柯佩韋的父母像霍爾頓的父親那樣隨時會“幹掉”他，老師們不近人情，甚至潛藏著幾個變態，那小說裡的矛盾會更加豐富真實，但溫情的氛圍就會極速下墜了。

所以，《獵人與輕騎兵》到底是有些理想化的，終歸是一部寫給孩子的書——雖然我想長大了的孩子也可能願意閱讀。至少，我還是希望透過它讓人能夠思考生與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並找到繼續存在的希望。或許不必去尋找什麼道理，只是去感受小說中屬於孩子的那份單純美好就足夠了。“人們對你們講了許多教育你們的話，但是從兒童時代儲存下來的美好、神聖的回憶也許是最好的回憶。如果一個人能把許多這類的回憶帶到生活裡去，他就會一輩子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個好的回憶留在我們的心裡，也許在什麼時候它也能成為拯救我們的一個手段。”小說結尾引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恰是在說明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