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晚上好！

完全沒有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會面對一個這麼盛大、又這麼擁擠的場面。我感謝諸位的一片好意，但又清楚地知道，大家來主要是出於一種疑問：那個佔取了我們那麼多閱讀時間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這種疑問變成當面直觀之後，對任何作者都是一種巨大的威脅。為此，機智的錢鍾書先生乾脆就抵拒掉了：“你們吃了雞蛋覺得不錯就行了，為什麼非要看看生這個蛋的雞不可呢？”我這次顯然是躲不掉的了，心中難免產生一種害怕，害怕大家在閱讀中積累的印象毀於一旦，就像我的一個學生給我講過的一種情感經歷：未見面時一年的通訊如火如荼，一見面後一小時內煙消雲散。

我們頭頂的橫隔已經寫明瞭今晚演講的題目——旅行和文學。這個題目是寬厚的主辦者給我劃定的一個寬泛的範圍，如果真的當作實際的演講題，就顯得大了一些。我在這個範圍之內揣摩著大家內心可能會對我提出的具體問題，例如：“作為一個學者，是什麼動因使你成了一個永遠的旅行者？”

我的回答是：尋找文化現場。

好，那就把這個回答當作今天演講的具體題目吧。

什麼是文化現場

任何值得我們注意的文化現象總會有一個傳播的幅度。初一看，傳播總是好事，傳播得廣一點，久一點，就能提升一種文化的價值，使它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接受考驗，不斷自我調整、自我完善，這有什麼不好呢？

有不好的一面。經過長距離、長時間的傳播，一種文化常常會變形、扭曲，由具體變為抽象，由活體變為標本，由多面體變為單面體，有時甚至變得面目全非，讓人無法想像它的本來模樣。到了這個地步，它可能仍然頂著原先的名稱，這就造成了文化概念的混亂。誠然，一切文化現象都會變化，但任何一種自覺的文化現象不管怎麼變化都不會完全失落它對自身初始狀態的記憶，因為初始狀態是這種文化產生於世的基本理由所在，失落了，也就失落了它的生命基因。除了初始狀態，任何一種文化也都會有它發展得最成熟、發揮得最透徹的一些中心地點和中心時段，在那裡，這種文化的本質被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是，廣泛的傳播，使很多文化現象的初始狀態、中心地點和中心時段都渺不可尋，人們似乎在享用著各種文化，又不知它們的本味，這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在生活中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體會：有許多我們身臨其境的事情，聽別人幾度轉述就覺得變了味，變味的地方有些可以指出來加以糾正，有些卻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要明白地指出來都很困難。這就是傳播文字和實際體驗之間的嚴重差距。

可惜，我們的文化思考大多是在傳播文字中進行，在那裡汲取資訊，在那裡判別比較，最後如果有像樣的成果，又把這個成果投入傳播系統。這裡夾雜著多少差錯，多少謬誤，多少臆測，多少自以為是，多少以訛傳訛，只有天知道了。這種毛病又以中國文化為甚。千餘年的科舉制度使中國文化人的隊伍大幅度增長，又使這支隊伍永遠走著一條以背誦古籍來謀求官職的漫漫長途，這也就變成了中國文化最普遍的運作方式和消耗方式。小部分文化人從這條長途有幸登上官位，以後也就跌宕於宦海沉浮，雖然也有可能因政治上的身遭貶謫而遠行千里，卻與文化考察基本無關。只有極少數的學人在經歷了這一切，或看破了這一切之後潛心學術，但大多也只能從古籍到古籍，從文字到文字，即只是做“半路接力”的工作，難於追根刨底、正本清源。

我所說的文化現場，就是針對這種狀況提出來的。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各種還活著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兩個與自己對應最密切的空間，在這些空間中，不管事情還在發生著或者已經發生過，都會以大量的感性因素從整體上讓人體驗那些文化的韻味和奧義，與文字記載互相補充，互相校正，這便是文化現場。作為一個文化人，在自己的腳力尚有裕餘的時候，應該儘量多尋訪這樣的一些地方。

這就是我旅行四海的基本動因。即主要是為了更換一種文化思考的方式，而不是為了遊記寫作，寫出遊記只是副產品。後來因讀者歡迎，副產品升格，我也就認真起來了，那是後事。

直接現場

文化現場有簡單、複雜之分。簡單的現場可稱之為直接現場，複雜的現場可稱之為間接現場。

直接現場就是一種文化的直接發生地，現在還在發生著，只要身臨其境、真切感受，就能把握住這種文化的脈搏。看來這是文化考察的起點性要求，但即便在這一點上也常常發生問題。

先舉一個極端性的例子。兩年前我在一份正式出版物上看到對新加坡戲劇的介紹，未免大吃一驚。介紹中提到的作品和人物，我都很陌生，這不能不使我有點慌亂了，因為我到過新加坡很多次，住的時間很長，每次都給那裡的戲劇界講課，參與他們的各種活動和討論，新加坡戲劇界又不大，我自認為早就熟識了其中的每一個團體和每一個個人，更何況一位新加坡研究生曾經在我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恰恰是《新加坡戲劇史論》，而我居然不知道那份新加坡戲劇概況介紹中所寫的基本內容！後來終於明白，是那份出版物的作者搞錯了。他沒有到過新加坡，只是從偶爾獲得的雜誌文章上拼接出了那個介紹，其實那幾篇文章是幾個新加坡朋友對他們圈子裡兩個業餘戲劇愛好者的誇張性表揚而已。這種錯誤，只要與新加坡戲劇現場稍有接觸的人就能指出來。這就說明，現場給人一種整體序列，而文字，哪怕真正是“白紙黑字”，也往往是一個偶然性的斷片，離開了整體序列很難說明什麼問題。我們往常總是認為只有文字才具有把握全域性的概括性和邏輯性，其實真是未必。這雖然是一個極端性的例子，可說明的問題卻不少。

在比較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環視四周，也總能發現大量由於未能深入文化現場而作出的曖昧判斷包圍著我們，而且時間長，曖昧的判斷又會上升為確定性判斷，傳播給別人。我從上海來，深知不少上海人對臺灣的判斷髮生了嚴重的偏差，原因是他們從一部分在上海投資的臺灣商人身上概括出了臺灣人的總體素質和文化方式，其實，一到臺灣這個現場才知道，臺灣企業家中很優秀的一部分可能還未曾問津大陸，而臺灣文化界與大陸的實質性聯絡可能就更零碎了，因此上海人心目中的臺灣基本上是不準確的，儘管就一個小區域性而言倒是真實的。同樣，我發現我們臺灣不少朋友對大陸社會生活許多方面的判斷也帶有不少想當然的推理成分，即便有某些短暫性、區域性性的依據，也與正確的文化判斷有較大距離。一大堆花瓣拼接不出一朵活花，一大堆準確的遠距離情報也與活生生的事實真相咫尺天涯。大的事情暫且擱置不論，最小的例子其實也是一樣，順手拈來的一個小例子是我本人，港臺報刊曾登載過一些有關我的傳聞，我的過去，我的今天，我的未來，都涉及了，十分有趣。很多臺灣朋友看了將信將疑，頻頻問我，但大陸的朋友基本上不會相信，這就是生活現場的差異。

由此可知，直接現場也就是一個明確無誤的空間方位，只有這個空間方位才能提供一系列充滿活氣的綜合資訊，來確證或否定各種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執行軌跡，很難被局外的捕風捉影所替代。不是說花瓣拼接不出活花嗎，活花的生命，在於它在大地上的那個紮根點。

以小見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隔閡與溝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現場為契機。玄奘到印度取經，看似著眼於佛經文字，實際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發生地這麼一個重要的文化現場，這使全部佛教文字都具備了充足的母體依據。在十八世紀，當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終於有規模地狹路相逢的時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歐洲對中國文化現場的深入，更為主動也更為提前，這隻要讀一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留下的通訊和英國馬嘎爾尼留下的日記就可明白，因此在後來兩種文明的衝撞中他們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國方面，對歐洲的瞭解則長期處於“海客談瀛州”的狀態，光憑著可笑的臆想和推斷與對方交涉，自然處處被動，笑話連連。

即便在同一個國家，歷史上很多爭鬥固然起因於權力分配，但也有很多爭鬥則起因於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異。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間獲得疏通，可以靠縱橫家們的雄辯之術，可以靠性理學家們啟發良知，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互相體察彼此的生態立場，深入對方的文化心理現場。這一點，好像歷來並不那麼重視，十分可惜。常見的情況是，只獲悉對方的一些零星情報，聽到一堆無法確證的傳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後彼此你一拳我一腳地開打了，至於對方究竟怎麼想的，這些想法又有什麼環境依據，則都未曾設身處地。此種情景就像老戲《三岔口》，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還沒有看清對方的面容，摸清對方的套路，就已經打得熱火朝天、氣喘吁吁。這時候多麼需要有一盞燈啊，把各個方面都照亮。

尋找文化現場，就是尋找那盞能夠照亮對方、照亮環境，於是也隨之照亮自身態度的燈。多一點這種尋找，就少一點歷史的盲目，少一點無謂的消耗。

間接現場

間接現場是指事件已經過去、地點比較泛化的次現場。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來說，許多重要的文化現象餘緒猶存，但它們的重點爆發期已經告一段落，往昔爆發的現場殘煙繚繞、陳跡斑斑。我們當然不可能趕上一切文化的爆發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尋訪遺蹟的現場。有時，這種現場在地點上也是不確定的，或許只是一種類似性、可能性的歷史情景，遙遠的時間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這樣，也要去尋訪。

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這樣的現場。也許有人要說，值得尋訪的直接現場已經多如牛毛，為什麼還要風餐露宿地去尋訪那種虛無縹緲的間接現場？有人甚至認為，尋訪間接現場是對現實麻煩的迴避，或許是一種安全的生存策略。這都是誤解。在我看來，直接現場固然重要，間接現場卻也有一系列超越直接現場的地方。

第一，間接現場由於不強調此時此地的直接發生，因此可以提供不同時代的歷史文化資源。這些歷史文化資源對於造就一種恢宏深厚的文化人格至關重要。所以不妨說，尋找這樣的文化現場也就是在尋找一所橫亙千年的人格學校。歷史並不僅僅是中學、大學裡的一門課程，而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背景，一種無法抵拒的遺傳，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覺地幫助自己和他人整理這種背景和遺傳，力圖使他們經過最佳化選擇而達到良性組合。這一切，僅僅在今天發生的文化事實中尋找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回過身去踏訪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間補時間。這種可以兌換為時間的空間，就是我們所說的間接現場即複雜現場。一個人的歷史文化素養，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這樣的文化現場溶化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