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方信源證實中國作協正籌備派遣青年作家代表團赴日交流。據悉，此次代表團成員均從「茅盾文學新人獎」提名者中遴選，計劃透過實地考察、學術研討等形式，系統學習日本文學的創作理念與產業經驗。

若將諾貝爾文學獎比作文學界的奧運會，日本早已憑藉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等名將摘金奪銀，而中國仍在預選賽門檻外徘徊。

“這不僅是創作能力的差距，更是文學體系的代差。”早稻田大學出版社總編中村裕一舉例：“日本文學期刊的編輯培養週期長達十年，他們能精準判斷哪些作品既保留本土性又具備國際傳播潛力。而中國編輯還在為暢銷書榜單焦慮。”

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佐藤健太郎在接受本報郵件採訪時指出：“中國文學近年雖在商業上取得突破，但在敘事倫理、人性洞察及全球化表達上仍顯稚嫩。村上春樹作品中跨越文化的孤獨感、東野圭吾對現代社會的病理切片，都值得中國同行深入研究。”

中國的盛唐時期，處於文明草創期的日本曾經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技術、制度，最終讓日本文明一躍成為東亞儒家文化圈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今，日本文學早已站在亞洲之巔——近十年累計獲得國際文學獎項提名400餘次，年輸出海外版權逾2萬項；村上春樹單部作品的譯本數量，超過中國當代文學前十名總和；在法蘭克福書展“亞洲文學潛力榜”上，日本新生代作家佔據前20席中的10位，中國僅2人。

所以這一次青年作家代表團訪日，恰如一千多年前日本“遣唐使”訪華，可稱之為‘遣日使’。想必日本遣唐使在長安太學抄錄《文選》時，未曾料到千年后角色對調的命運。但這並不是中國文學“屈辱”，而是文明演進中必要的謙遜姿態。

歷史總在製造戲劇性迴圈。公元804年，空海和尚隨遣唐使西渡，將王羲之書法化為日本假名文字；不久後中國的青年作家將站在東京的書店裡，凝視著宮崎駿動畫片與村上共佔暢銷榜的盛況，或能真正理解何為“文化軟實力”。

相信此次青年作家訪日代表團如能成行，不僅是文明互鑑的新起點，更是中國文學補足現代化短板的戰略機遇。

耐人尋味的是，以《刑警榮耀》等暢銷書聞名的張潮由於未入圍「茅盾文學新人獎」提名，或與代表團失之交臂。

知情人士透露，除此原因外，也與其“沉溺市井趣味”“缺乏國際視野”的爭議評價有關。作協某匿名人士委婉表示：“文學交流需要相容幷蓄的胸懷，但核心團隊必須代表中國文學的未來方向。”

（本文作者孫良一，系京都大學訪問學者，曾參與《日本現代文學產業研究》課題）】

……

“大家覺得這篇文章寫的怎麼樣？”張潮站在第七屆「魯院中青年作家高階研修班」的講臺上，對臺下年齡普遍比他大了好幾歲的“學弟”“學妹”們說道。

這篇文章的出現其實並沒有出乎張潮的意料之外。畢竟作協開會有近二十號人參與，參會者各自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又不是什麼機密大事，所以被記者曝光也不奇怪。

不過其中的內容卻頗有點可商榷之處，所以張潮特地拿到課堂上討論。

“……我想問下，你沒有入選代表團這件事，是真的嗎？”馬天牧舉手問道。她是第三屆「新理念作文大賽」的一等獎得主，還有一個名字，叫做“馬小淘”。

張潮坦然道：“我確實沒有在代表團的預選名單裡，估計最後也不會進入其中。這次代表團確實主要從「茅盾文學新人獎」的入圍提名者中篩選。

我既然拒絕了這個獎的提名，當然會堅持到底，所以就不厚著臉皮忝列其中。”

這個答案引起了現場一陣小小的騷動，張潮沒有進入訪日青年作家名單，著實出乎現場所有人的預料——沒有張潮的話，恐怕只能叫“青年作家團”吧？

不過這個訊息都經過張潮本人的證實了，應該就是最終答案了。

張潮也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多做解釋，繼續道：“把我沒有參加這件事拋開——這篇文章說這次的青年作家訪日代表團是‘遣日使’，向日本學習先進的文學體系和產業經驗，促進國內文學的進步、發展，大家覺得有道理嗎？”

教室裡陷入一陣沉默。

這一屆「高研班」很多是20多歲、30出頭的青年作家，甚至被戲稱為「新理念作文大賽班」，大家城府雖然還沒有那麼深，但這篇文章的結尾明顯是在褒貶張潮，因此在不清楚張潮的態度前，都不好意思表態。

魯院教室裡懸掛的老式吊扇發出細微嗡鳴，八月燥熱的空氣裹挾著新鮮的油墨味在幾十個青年作家之間流轉。

“我先說吧。”西北詩人單永珍突然起身。他在這一屆「高研班」裡算年紀比較大的一位了，已近40歲，面容稜角分明，面板黝黑，顯得格外樸實、堅毅。

單永珍的口音帶著鮮明的地域特色，但聽明白還是沒有問題的：“我在文聯訂了十五年《世界文學》，不僅每兩三年都有日本專題，甚至不是日本專題的時候，日本文學有時也能佔了篇幅的4分之1。

去年雜誌還搞了個三島由紀夫特輯，註釋都比正文多。你看看人家，雖然切腹了，但還是能把《金閣寺》寫出難以企及的美學高度。

我們呢？作家寫個下崗潮還要被批評‘基調灰暗’，難吶！哦，對了，莫言的《檀香刑》就參考了三島的吧？

所以我自己雖然沒有學習什麼日本作家，但是年輕人出去見識一下總還是好的——創作多一些參考系，總比閉門造車強。”

討論中有人開了頭，就像啤酒桶被拔掉了塞子，後面的討論就噴湧而出了。

來自江蘇的女作家魯敏開口了，她的聲音像浸過江南的梅雨，溫柔又綿密：“單老師這話過了。不管是文學還是繪畫，美學方面的互相借鑑本來就是很平常的事，而且這種事不好論高下——

莫言老師寫《檀香刑》時可能參考過三島的《金閣寺》不假，但他去年出版的《生死疲勞》裡，那種六道輪迴的魔幻敘事，日本作家裡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有這樣筆力的人物？

而且我們不要被這篇文章誤導了——文學不是奧林匹克，非要分個金銀銅牌。”

“但市場會分！”馬利軍突然插話。這個做過圖書經銷商的油田作家舉起手機：“日本作家和作品進入中國，我們的圖書市場永遠是奉為上賓，如果是村上春樹、渡邊淳一就更不得了了，新書譯本要恭恭敬敬擺在書店門口最顯眼的位置。

但是中國在日本呢？九十年代兩國文化組織倒是搞過一次‘中華登陸日本’的活動，一口氣在日本推出了20多本中國，但是不到半年，這些在書店就和‘中華料理’——比如《餃子大全》《川菜圖譜》——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