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當我們是文化土特產，我們還在爭論文學高低？所以這種差距客觀存在，並不是我們說一句‘不論高下’就能掩蓋得了的！”

短短十分鐘時間，課堂裡就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立場——這也是張潮希望看到的。

從他個人角度來說，中國文學到底是否落後於日本文學，是一件並不值得討論的事。首先創作是一件高度特化的藝術活動，整體水平與個別水平並沒有直接的聯絡。

其次，他也不認為獲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者本國文學在世界上排名如何就能代表國家興衰和人群的文化素質，南美倒是能拉出好幾個文學獎得主，馬爾克斯、略薩、聶魯達更是大師中的大師——但估計沒幾個中國人想做哥倫比亞人。

張潮是想透過這個討論，窺探當代中國作家的精神一隅；也想透過討論，破除某些執念。他很高興的一點就是，至少沒有人把“遣日使”這個詞單純作為貶義的象徵符號進行簡單的否定。

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邊寫邊念道：“注意，討論焦點是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中國文學是否只能依靠‘遣日’這種行動，才能完成轉型或者升級。”

“我同意文章七成觀點。”戴月行——也就是顏歌——拂了拂額前標誌性的齊劉海，聲音清亮：“日本文學真正值得學習的是工匠精神。據說講談社的編輯敢讓新人作家修改二十七稿才刊發，我們的編輯連錯別字都審不出來，專業性差距太大了。不過——”

她話鋒一轉：“把你排除在代表團外，就像遣唐使不帶空海，註定取不回真經。”

教室裡響起零星笑聲。霍豔突然舉手，這個第四屆新概念作文比賽一等獎得主、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以學術見長的年輕姑娘語帶鋒芒：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個本質問題？當我們在討論‘遣日’的意義時，不論肯定還是否定，都已經預設了把文學的現代性等於西方性。為什麼沒人提議組織‘遣非使’去學非洲的斯瓦希里語口頭文學？

但是在‘文學的現代性’方面，日本也不過是二道販子。他們就是把卡夫卡、馬爾克斯、普魯斯特他們拼裝組合一下，然後裝進和式點心盒，端出來以後就告訴人們這就是‘亞洲最先進的文學’。

歐美的文學批評圈子，也是因為這個才格外認可日本文學。但我專業角度出發，真的不覺得日本文學有這麼好——更不覺得日本文學能好過中國文學5倍——就像那個法蘭克福書展‘亞洲文學潛力榜’顯示的那樣。”

張潮眼睛一亮，霍豔的這個觀點確實別出心裁，讓這次的討論真正進入了“深水區”。

“但是這個點心盒賣到全世界了！會包裝也是文學的一種！”在民營出版公司工作的“文學個體戶”畢亮忍不住反駁：

“不說‘現代性’這麼高階的詞彙，就說出版——日本的文庫本，64開，定價800日元，換算成人民幣也不便宜，成本卻只有中國的60%，但讀者就是願意買單——因為人家從設計到印刷，都有獨到之處。

我以前曾經建議出版社模仿日本的文庫本，在設計上多下功夫，但你知道總編說什麼？‘中國讀者認知水平還達不到，不需要’——所以到底是我們技不如人，還是骨子裡就自卑？

我們向日本學習，未必是學人家怎麼寫，可能學學人家怎麼包裝自己更重要！”

張潮樂了，又有新觀點出現了。確實，目前中國的出版物在“外觀”上還是十分粗糙的——從封面設計到書本裝幀，甚至都不如一些落後國家。

這時教室後排傳來清脆掌聲，一個身穿藏袍、袖口露出半掛佛珠的康巴漢子站起身，他叫羅布次仁，嗓音像雪山融水般清冽：“在LS八角街，印度香、尼泊爾銅器和義烏小商品都擺在同一家鋪子。遊客覺得都一樣，都是我們當地的文化。

我卻感覺到焦慮，這是一種金錢驅使下的商品同質化——說來說去，我們學習‘日本文學’目的就是為了成為第二個‘日本文學’嗎？

如果‘遣日使’帶回來的是像考試的‘答題模板’一樣的‘文學發展模板’，那我回家放犛牛好了！”

“但模板能活人！”畢亮激動起來，“前幾年我們引進的日本愛情《情書》，還是再版，結果首印三萬冊一週售罄。同期出版的本土文學，也是愛情主題——我就不說哪一部了——首印五千冊還在倉庫落灰。你知道編輯說什麼？‘現在的，加點日式元素更好賣！’

我們討論文學可以天馬行空，但是真刀真槍到市場上去幹，不學人家的怎麼行？”

一直沉默的周嘉寧突然開口了，這個畢業於復大中文系的上海作家說道：“2003年我去參加過一個「亞洲青年作家論壇」，有位日本來的編輯問我‘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村上春樹？’

我的回答是‘因為我們有王安憶。’當時只是一種‘急中生智’的胡亂應付，但現在想來，這個問題本身就像問東京為什麼沒有東方明珠——文學非要追求‘某某第二’，才是真正的精神屈服。”

教室裡又陷入一陣沉默，互相說服不了對方的學員，都把目光看向張潮。

張潮梳理了一下剛剛眾人的討論，開口道：“首先，當我們用諾貝爾獎、海外銷量、衍生品產值作為文學價值的丈量標尺時，是否正在把文學變成出版公司或者文化的財務報表？

身為「潮汐文化」這個文化公司最大的受益人，我個人倒是對此沒有什麼意見——但如果真是如此，那這次去日本的不該是‘青年作家’，而是‘青年編輯’才對吧？”

教室裡響起了低笑聲，畢亮的臉紅了起來，不過還是很真誠地道道歉道：“不好意思，剛剛是我偏離了主題。可能是做編輯的經歷影響了我，讓我偏向於從編輯視角看待文學價值了。”

張潮笑著點點頭，道：“沒事，本來專業的編輯和優秀的作家都是相輔相成的。菲茨傑拉德就是在他的編輯的鞭策下，才完成《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本的。

——回到文章本身，就像霍豔剛剛說的那樣‘文學的現代性等於西方性’，那‘日本文學的現代性也是西方的現代性嗎’？它是不是真的值得中國作家去學習、借鑑？”

……

就在張潮滿頭大汗地給學員們上課時，魯院的接待室裡，坐著一個悠哉悠哉的中年人，喝著茶、吹著空調。

他是孫良一，《作協或派「文學遣日使」訪日，為中國文學帶回寶貴經驗》的作者，來這裡就是為了採訪張潮，並且問出那個關鍵的問題：

「訪日青年作家代表團」中沒有你，有什麼感受？